早在五年前，跨国公司高层更迭就已开始，而在2007年，随着孙振耀、陈永正、周伟焜等人的职务变动，外资高层领导人的职位变动有了更集中的爆发。

高管更迭影响有限

　　从原因上分析，第一代领导人在外资进入中国的早期曾经担负过特殊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从内部管理上看，他们主要起到将国外先进管理平台引入中国的工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本土化的尝试。在这里他们最主要的功能是引入一个完整的总部经营管理的体系，其中针对中国部分的创新相对有限。第二，从市场推广和品牌宣传上，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公司知名度，帮助外资在华树立品牌形象上。第三，政府公关能力。主要是以柯达的叶莺等人为代表，通过政府公关取得大订单。

　　我个人认为，跨国公司高管的更迭，从经营角度讲对所在公司的影响并不会很明显，除非他们本身作为企业政府公关的代表，与政府大单的取得直接相关。其次，由于跨国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文化是“企业不会因为缺少任何一个人而影响经营”，加上随着跨国公司管理平台的日臻成熟和完善，从一定程度更加弱化了个人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如果一些跨国公司本身有着比较悠久的发展历史，那么个人的离开对企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卸任高管事业走向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跨国公司对于未来的高层领导者的素质要求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首要的条件就是创新能力。这与第一代领导者的功能有了较鲜明的差别——第一代领导者主要是引入总部模式，而新一代的领导者则更要求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搭建新的公司体系。第二，要求新一代的领导者更好地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出发，完成总部下达的战略目标、品牌宣传以及经营指标，强调的是“执行力”。

　　而对于那些刚刚卸任的跨国公司高管人群来说，有不少尚处于四五十岁、年富力强的事业黄金阶段。他们对于跨国企业的文化及环境普遍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类似于陈永正从摩托罗拉到微软，又从微软离开，频繁的职业变化一方面是机缘巧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批人的未来事业走向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细分来看，已卸任的跨企高管有两种较主流的去向，一是转战民企，比如原微软的吴士宏去了TCL、原毕博的黄辉去了均瑶牛奶、原微软的唐骏去了盛大游戏，等等。可以说他们的加盟将会真正帮助民企提高管理能力。二是以外资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为主。因为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注重的是如何从外部观察中国的行业、企业，如何把握中国的宏观市场环境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等。相比去民企，我个人认为这更能发挥他们的个人特点和能力。

(本文由姚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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