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容“执法经济”长盛不衰

祝振强

近日有两则新闻，都与“罚款”有关：3月24日，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称，北京将对富人、名人这一群体的“超生”问题做专门规定，将向他们征收比普通收入家庭更加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体数额将以这些富人、名人上一年度的收入作为标准，按比例收取（3月25日《京华时报》）。河北张家口宣化区交警部门每周两次公布由“电子警察”抓拍的违章信息。在一次公告中，某一辆车被记录违章的次数，竟高达十几次、二十几次，最多的竟达29次！（3月25日《燕赵都市报》）

行政执法中的多收费、乱罚款，不是一个新话题。早些时候出现的系列“案例”，相信很多人记忆犹新：安徽一务工人员在北京同一地点违反禁行规定105次，罚款上万元；一辆机动车被查出欠缴养路费，仅滞纳金就被罚40多万元。更为荒唐的是，在西安街头，曾有交警驾驶普通牌照车辆在狭窄的单行道上故意缓行，以阻挡其后的出租车鸣笛违章，进而罚款。

对于一些部门的违规多收费、乱罚款，民众深恶痛绝，有关方面亦三令五申，但成效并不大。改头换面、花样翻新的收费、罚款，至今仍层出不穷。仅以文前的两则最新案例而论，北京市有关方面严格执行有关计划生育政策，这无可厚非，适度的罚款手段也属必要。问题是，富人“超生”固然严重，但令其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是否就一定见效？高额“征收”之高，是否在挟政策之名行揩油之实？盯紧的到底是政策的执行效果，还是富人的钱袋子？宣化交警部门对于“电子警察”如此大规模的多计、多罚而绝非漏计、漏罚，也不必过多解释了， 还是考虑悉数退还多收的罚款吧！

对于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到底该不该收费、罚款以及该收多少费、该罚多少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列数据指称：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检察院、法院等政府部门，年收费共计高达9723.67亿！隔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12500亿！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财政预算，50％左右没有进入预算外资金管理。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提供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国家预算外行政事业收费从1978年的63亿4100万元，猛增到2003年的3335亿7400万元，上涨51.6倍！2006年，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大约为1万亿元，相等于同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今，距上述两位学者发布数据的时间已是两年有余，相信最新统计数据，同样会令人“心有戚戚焉”的吧！如此势若洪水的收费、罚款不被遏制，建设法制社会必将成为一句空话。

严格依法办事、公开透明、公正合理，这本该是行政部门执法的基本准则。然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不然，他们在“管理”、“服务”的同时，把工作对象当成自家的提款机，假各种名义、手段，设置各种障碍，编造各种借口，大行收费、罚款。致使各地“执法经济”长盛不衰，与之相伴的，则是一些部门、一些个人“小金库”的膨胀。吉林公主岭市某单位，竟规定把罚款的10%作为奖金返回给个人，20%返回给罚款的基层单位。显而易见，“罚款”沦为变相敛财，早已失去了适度惩戒的目的；“罚款”对正常工作职能的侵蚀，亦使工作效能骤减，加剧了工作的被动局面。“执法经济”如此“循环”，行政的功效、行政的信誉而想而知。城管、质监、消防、交通、工商等罚款较为活跃、积极的部门，近年来问题不断，事故不断，信访不断，事实上已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金融危机前景未明，民众就业困难。一些地方针对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的乱罚款若不立即停止，势必严重影响企业的复苏、发展；一些地方罔顾民众利益，对个体摊贩的罚款有增无减，此必极大地损害政府形象，激化社会矛盾。再者，构建和谐社会，打造高效、务实、清廉的政府部门形象，必以铲除“执法经济”为首要前提。正人先正己，执法当无私，这是基本的也是最终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