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悲剧与人生 

                                       三

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书写，还保留着传统的悲剧质素。不过悲剧感被淡化了，再大的悲剧已经失去了夸张的形态，因为书写者以生存的意志消解了它的浓度，消解中，悲剧被赋予了一种大善的底色，与形形色色小人物生命意志中的人性的张力与魔力。迟子建给我这种深刻的印象。她证明了，这个民族在司空见惯的天天发生的改革阵痛中，普通承受者的生存力、苦涩中的温情与大爱存焉。

命运悲剧与生存悲剧等泛理想主义质素的悲剧在底层叙事中得到普遍的反映。这种反映因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对底层人民的态度、对权利与资本的态度而变化。罗伟章作为文人创作的适度想象，把这种悲剧的惨裂作了命运史上的勾勒，从而撕碎了消费主义乐观喜剧的面纱。

罗伟章的三部中篇，在于给他的乡村小说创作结构一个逻辑理路-----《故乡在远方》[1]提出了乡村善良人成为城里罪犯的问题，问题是现实的，也是尖锐的。《大嫂谣》[2]对传统的善又给予了最大的礼赞与大团圆的结局，但这个结局只是作者的善评价，是道德的倾向，历史的出路还不有解决，因为传统的善是软弱的。《我们的路》[3]则提出了新的思考。“我”没有明确地找到这条路，但意识到这个方向。问题在于，这个方向与《大嫂谣》是矛盾的，矛盾的结局就是《故乡在远方》里陈贵春的结局。显然这不是问题答案。答案就在于历史与道德冲突问题的解决的问题。这个矛盾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困惑，这是良知与历史的冲突。这个问题成为当代中国许多矛盾的焦点和困惑的中心。历史地看，这个路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科学分析出来的，但却又是残酷的-----虽然许多作家还没有找到；另一方面，在残酷中写出当代农村历史变异=的美与人性的复杂变异，这又是难的。

在罗伟章小说里，城市是法律与道德的判断。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对现有财产及其所有者行为的保护与维持（注意，包括它的合法与非法的操作程序），城市的整体机器、整体舆论都是维护这个秩序的。陈贵春，大巴山汉源县一个技艺精湛的石匠，由于家穷欠债只得到广东去打工，做了半个月的工，找工头算帐却被工头判为反欠40元钱；身上被搜走了50元钱，只得带着几十元钱沦落流浪，最后饿到昏迷，被城里的小老板“小白脸”骗到没有法律没有自由的两广交界的荒山采石场，做了数月没有报酬的、在武大胖雨点似的皮鞭下生存的奴隶（采石场似是城里文明人“某局长”“某路警”开的），被解救出来后，找到一个好饭碗，挣了1000元钱正准备给家里汇，听到女儿在家惨死的消息决定带钱回家，途中钱被偷了身无分文，无钱买车票，卖掉所有还不行，只得抡钱，枪而不成砸了人，最后被判死刑客死武汉。小说的副线是同乡最善良的来打工的张恩品成了被警方通缉的罪犯。在小说里，乡下的善良人在城里成了罪犯，真正的罪犯在城里成了工头、成了采石场老板、成了武大胖、成了“小白脸”，这些罪犯都在剥削、残害陈贵春，把陈贵春逼到绝境。但这都是生活的暗箱处，在白天的光明面上是看不到的上述荒唐的。光明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警察的话：“你们这些来打工的……该怎么说呢，城市收容了你们，你们就该对得起城市，可是都干了些什么？偷盗，抢劫，强奸，杀人！你们这些民工到底在想什么！”警察的话，局部地看，表面上看，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些在乡村非常善良的民工为什么一进城就变成这样？是被逼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他们来到城市里不是这样的呀？他们不过是想凭诚实的劳动挣点钱把家里的债给还了，但这个朴实的愿望却实现不了，是“城市”不让他们活不下去呀------陈贵春“反复回味着干警说过的话，越想越不是滋味，因为陈贵春一时明白不了到底是城里人首先对不起乡下人，还是乡下人首先对不起城里人。……张恩品给家乡人丢脸了。可是，他的心肠那么好哇，他希望像王维舟一样当善人啦……”这就是骆驼祥子式的悲剧，用老舍的话说，是城里那个社会把他“削成了坏嘎嘎的”。

这个批判是深刻的，因为，21世纪的进城农民陈贵春比20世纪20年代进城的农民祥子还要苦，还要惨，最后还死于罪犯的非命。善在这里自然地变成了恶，变成了法律制裁的对象，这个变化的标准与界线在哪里呢？就在不公正的经济秩序与操作，就在资本的剥削与保护。这个社会公正在那里呢？老巴尔扎克的困惑不是同样存在吗？乡村在不平等的起点上参与城市的竞争，城市人的标准就是乡下人的标准，乡下人只能成为城市化原始积累的石子，要成为成功人士，概率与付出是不成比例的。不少的人会沦为城市的罪犯。干最重的活，成为罪犯中的多数，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经济原则。起始意义上的善与恶的标准，公正与正义，最后被现实的经济学标准所改写。

农民工的创作，在不同人格力量创作主体那里，表现各异，是为了变身为有产者，还是为了表达自身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