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时代的悲剧与人生

                                        一

    消费主义时代有无悲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立场的问题。

    消费主义时代的资本方权利方认为，现实已无悲剧，因为悲剧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他们不愿意承认悲剧，是因为不愿意有现存秩序的动摇。人类历史都是这种逻辑的不断演绎。占有现实者，都不承认悲剧的合法性。

    任何时代的权利方，都反对现实悲剧的观念与艺术。

    17年文学的轻喜剧范畴、10年文革文学的历史悲剧，都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新时期文学曾有过辉煌的悲剧文学时代，这就是1977年底延续到1984年的著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悲剧文学创作[1]。跨度8年的大批作品，由于对理想主义的呼唤与对现实的批判，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剧高潮。悲剧而成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新时期的权利方要否定此前的权利方，所以能有这种悲剧。这些悲剧的指向，是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及文革政治的否定。

    这与1949年以后大量的历史题材悲剧创作产生一样，同样是对前权利方批判的结果。

这就派生出一个问题：悲剧是本来就有，还是允许有才有的问题。从这个标本来看，答案是后者，因是推之，当代的悲剧是遮蔽的问题，不是没有的问题。近年来底层文学的命运悲剧书写，已经接触到这一问题。

    当代中国，由于文化资本方力量日益强盛，再由于消费主义市场的喜剧需要，文化资本与市场需要的合谋，遮蔽了悲剧范畴。好来坞模式在美国的经验表明，文化市场的票房与电影的大团圆方式成正比。同时，由于不发达向发达国家过渡时期的观众质素，由于消费主义时代喜剧对人们心理的调节、放松作用，由于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的亚文学需求的现实，都决定了大众文化的喜剧形态、喜剧亚形态的蓬勃发展，也决定了对悲剧创作的遮蔽。在这个生产与消费的市场机制下，作家市侩化与犬儒化、知识界的犬儒化，也同时决定了悲剧的边缘化。

    与此同时，作为权利方与资本方的对立面而言，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多数的消费者与被权者相信上述主流权利语言时，立场已经发生异己的转化，这不仅是消费主义时代精神的结果，也不仅是权利施行的结果，还是媒体权利强暴的结果，媒体权利是当下悲剧观念引变的催化剂。消费主义时代的狂欢，是对这种异化的褒扬。在当代，这种褒扬因时代精神的褪化而越益呈现出非主体性，成为一种道具而出场。

    另一种情况是，未被权利语言强暴。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知不觉，一是自知自觉。自知自觉坚守了理性的判断与价值的守护。因为是守护，就与随权利与资本需要的现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这种分裂日深，以至吞噬了部分守护者的利益，所以有自知自觉者的堕落与分化。堕落后的自知自觉者，自然体现有心理与现实的内在分裂，人格的分裂，精神的痛苦的诸种表现。

    还在坚守的自知自觉者，保留了悲剧的理念与信仰。这就构成当代悲剧依然存在的主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