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松

  这些年来，在高考、公务员招聘考试等“国考”中，作弊现象时有发生，而不少涉案者却总能逍遥法外。不过，这种局面有望得以改变。

   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了多项入罪罪名。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新增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考试作弊，其本质是破坏考试正常秩序，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比如2008年甘肃天水查出23名高考替考案、2014年河南杞县等地查出127名高考替考案，等等。这些作弊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使“作弊入刑”的舆论呼声日益高涨。

   尽管以往有些“国考”作弊者也受到刑法严惩，但主要依据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但这项罪名仅能针对组织作弊者而言，“枪手”和请人代考者却被排除在外——若参与者是在校学生，一般就受到校规校纪处分；若是社会人员，最多也就是考试成绩作废，或若干年之内禁考。由于违法代价较低，且能带来高额回报，直接导致“国考”作弊行为屡禁不绝。

   “作弊入刑”正式生效，其意义无须多言，对作弊的震慑作用亦可预期。但从以往情况来看，不少“国考”作弊案件的发生，却是考试监管体系出了问题，不少是监考教师和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充当内鬼。

    更何况，“国考”作弊有试卷泄露、替考、远程输送答案等多种手段。无论何种形式，若没有考试组织者、参与者或监管部门提供的帮助或便利，均难以得逞。

     显然，只在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作弊入刑”一个条款，还难以承担起规范“国考”之重任。因为，“作弊入刑”处于法治的末端环节，而其司法效果通常起到的仅是兜底的作用。有关部门还宜尽快制定考试法，从报考、出题、组织、阅卷、成绩公布等各个环节，制定出严格、详细的法律条款，并辅以严格的责任追究。唯如此，考生和组织者才有对照标尺，不敢违法、不想违法、不能违法，执法部门才有执法标准，司法部门才有裁判依据。

     由此可见，“作弊入刑”仅是依法治考第一步。从根本上遏制“国考”作弊乱象，尚须立法规范。只有从源头上杜绝作弊现象的发生，才能切实维护“国考”的严肃性和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