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撤防时以纵横家身份出的张其锽成了吴佩孚最好的合作伙伴，张其锽的哥哥在河南公署任秘书长，谭延闿下台后，张其锽自然而然地投入了吴佩孚的幕府，吴佩孚与张其锽的联手，为赵恒惕打造了一个量身订做的策略：欲擒故纵。于是吴佩孚很快安排张其锽向赵恒惕以及西南各省的军阀们表态，我吴佩孚是支持“省人治省”这个自治理念的，借此迷惑了赵恒惕对于他的防备。而赵恒惕更是认为吴佩孚其实是非常靠得住的，不是敌人。

经进扩军，赵恒惕手下拥有两个师十个旅的庞大军力，可是多年的混战，使得湖南再也养不起这庞大军力的费用支出，必须扩张，扩张西南是不指望的了，现在能考虑的就是湖南的唇齿湖北，得到湖北，无异于向更加富饶东南的省份更近一步，更何况湖北汉阳兵工厂和造币厂对于赵恒惕是很大的诱惑。

赵恒惕开始打起了湖北的主意，可是他最担心的仍旧就是吴佩孚的大军压境，那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也安排人向去洛阳借吴佩孚借问是否会保持中立，可得来的消息居然完全出乎赵恒惕的意料之外，吴佩孚军务繁忙，既没回得同意也没回复反对，既然没反对那就是默认了。吴佩孚不会出兵，那么湘军战鄂军中自然不在话下。

吃了定心丹的赵恒惕于是赶紧在湖南内打起”联省自治“的大旗，这是他的恩师谭延闿在辛亥年间的老旗号，这个旗号一从湖南打出，得到了西南各省的热烈响应，最先响应的是四川的刘湘，随后南方十四省都发来响应的复电，这是一个信号，似乎表明，一切都回到了辛亥年，南方又要革命了。

而湖北在这种呼声的呼应下下，也开始宣传起了”鄂人治鄂，联省自治“的口号，其实这是一种省人意识的爆发，湖北督军王占元是山东人，王占元他自已也承认，他在湖北搜刮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都是用于支持山东人，当然这言外之意就是说，吴佩孚也是山东人，我也支持过他。可是湖北人就不愿意了。于是夏斗寅等湖北人也开始拉起”鄂人治鄂“的旗号，这时，王占元的军队也以王占元克扣军饷里也开始哗变，说要”鄂人治鄂“。

王占元其实也急了，急忙发电到中央问曹锟到底是怎么回事，曹锟也急了，打电话问吴佩孚，听说你也同意那个自治？吴佩孚急了，但又不便说破，只好干脆骂，胡说，联省自治不就成五胡十国了，怎么可以。于是亲自跑到北京向曹锟细细道来，曹锟听完忙赞叹，还是子玉计谋高，听你的。

很快湖北的兵变越来越历害，而赵恒惕见时机成熟了，于是决定把湘军开往湖北，协助湖北人夏斗寅、石星川“鄂人治鄂”然后再实施“联省自治”在兵变和民变中，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再也承受不住压力，他准备好离开湖北了，可是他把所部交给了他的亲信孙传芳的师长，孙传芳是日本士官，他聪颖异常，王占元对他关爱有加，在王占元的提携，孙传芳也成了王占元的智囊，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军队。

孙传芳接任王占元的军队顺理成章，如鱼得水，很快就控制了湖北军第十八师的军权，与此同时，赵恒惕的援鄂军开到了湖北，很快孙传芳带领第十八师师给予迎头痛击，双方在羊楼峒打得不可开交，战场几经易手，与此同时，中央传来了消息，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升任为援鄂总司令。带领第二十五师先行南下，孙传芳的鄂军认为中央军南下，救兵来到，可是萧耀南到湖北，却表明“援鄂不援王”。始终按兵不动，等到孙传芳与赵恒惕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央的命令又来了，吴佩孚被任为两湖巡阅使，替代了王占元两湖巡阅使的职位，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耀南是湖北人，这是很符合“鄂人治鄂”的条件的。吴师第三师大军终于压至湖南境内，发兵汀泗桥。

赵恒惕这才发觉，原来他自已中了吴佩孚的借刀杀人，这是借湖北和湖南的军自相残杀，坐收渔人之利啊，赵恒惕这次可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在水陆大军压境下，与此同时，海军军舰开入洞庭湖，吴佩孚一举攻下岳阳楼，湘军腹背三面受敌，赵恒惕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只得乖乖向吴佩孚求饶，签订城下之盟。赵恒惕的“省人治省，联省自旗”的大旗一夜之间倒了。

而吴佩孚也毫不客气，他先是把孙传芳升任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又向赵恒惕下令，长江上游总司令必须驻守到湖南的南大门岳阳，此举是吴佩孚为萧耀南入主湖北送来的一份陪嫁礼，他帮萧耀南支开一个孙传芳这块拌脚石，而孙传芳也自知吴佩孚宁可自贬三省巡阅副使亲自任两湖巡阅使的意义，他现在反抗，只有被诛杀收编的命运，现在能做的就是也识相地忍住，乖乖去到了湖南岳阳呆了下来，听候指挥。而王占元此时才大骂，没想到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居然上了人家的当，上谁的当呢？谁知道。吴佩孚这个一石二鸟的计划，把湖南，湖北两省，全部解决，这是计中计的连环计。比得段祺瑞不知高明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