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外交：元祐外交是在元丰危机条件下进行的，变法派在对外多条战线同时用兵，结果造成严重挫折。在南线未能收复交趾，而且在元丰二年把陶弼困守的广源州等也割让给交趾。当时就遭到元祐党赵禼的反对，把战略要地让出不算在元丰七年还又割让六县。与南线屈辱割让宋朝领土相比，在西线、北线作战也获利不大，放弃南方气候温暖、森林等资源丰富的领土，在西北青藏高原空旷荒凉地域扩展本身就消耗多、收益少，正像西夏察哥嘲笑的是制造“南朝病块”，修建的堡砦都需要从关中运输补给，让“关辅为之萧条”。在野战中由于灵州、永乐战役的失利，边防形势严峻，国内北方的保甲起义也在扩大。元祐党人就是在这种严峻条件下执政的，其扭转局势依靠的是进步仁义政策，靠人民的拥护，其中外交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司马光等执行的外交政策不是割地赔款的屈辱外交，从他执政后的对外关系就可以看到。他首先断绝与西夏贸易，严禁中原物资流入西夏，这不仅表明他坚决的抵抗意志，也是防止宋朝内部向西夏妥协。变法派与西夏长期战争却没有阻止中原物资补给西夏，也足见无知幼稚。西夏除河套地区产粮，主要靠贸易换取中原粮食等物资。司马光元祐外交政策还体现在加强与辽国关系，利用他本人在辽朝的影响力，使辽朝始终保持与宋朝友好，没有趁火打劫再向宋朝要求增加岁币或割地。司马光在稳定辽朝后，与西夏开始和谈，防止西夏乘胜向宋朝内地进攻，这种性质的和谈是正常合理外交，不是投降屈辱外交。司马光在与西夏和谈同时，竟然还能加强与西域于阗的关系，在西夏后方结交盟国，赐于阗王器物，这其中联合西域牵制西夏的意图明显，造成西夏不敢轻易深入宋朝内地。司马光仅用断绝贸易、结好辽朝、联合西域这三项外交政策就使西夏不得不和谈，不仅没有要求割让宋朝领土，即使要求宋朝归还西夏领土，也没要绥州，仅在面子上要求归还几个堡砦和兰州，这条件对宋朝是极为有利。司马光和元祐党赞同按照这条件和谈，实现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益。司马光考虑内部不同意见多，在这条件下仍没立即还堡砦，所以不存在后世诋毁他弃地卖国的情况。他去世后不久，朝廷正式对西夏表明：“诏自元丰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归我陷执民，当画以给还。”但是没有司马光那样受西夏、辽朝尊敬的人执政，宋朝显然不能长期维持外交和平战略方针，到元祐二年七月，宋朝和西夏就重新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