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师徒关系：中国传统尊师重教，孔子也称：三人行必有我师，仅仅中国拥有的师徒关系就有多种，用来推广和传播文化。父母在封建伦理是天生的儿女教师，也是家学教育的执行者，子女一生不论在社会中有多少老师，最基础、最初的教育都是由父母进行的。在社会教育上的师徒关系比家学复杂，有授业师徒、名分师徒、门生师徒等多种。学子在成长中在私塾、学堂等教育场所学习时的老师是授业之师，不论是官方、民间的，这些老师都是正式教育的执行者，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影响力不同，并非所有时候官方学堂都比社会私塾影响大，在唐宋以后时期，包括岳麓书院、白鹿书院、四明书院等社会私塾都比官方太学、国子监有影响，教育水平高，这也是学案教育的基础。学案教育是授业师徒关系的最高峰，也是最有学术性，没有后来科举形成的门生师徒那样官僚化。学案教育基础是学术学说，最重视辈分和学术传承，以宋元学案为例，分成的众多学派分支有严格的辈分关系和师承渊源，著书立学的影响力主要是面向社会，与官僚系统不同。宋元时期最有影响的理学、朔学形成的分支最多，部分发展成后来的程朱学，成为官方学术。名分师徒出现也很早，有孔学之徒、墨学之徒称呼的不一定就是孔子、墨子亲自授业的学生，有的是其学生代授，尽管有孔子弟子三千的说法，但不一定都是面传身教。到汉朝有司马迁问学董仲舒类型的名分师徒，没有正式拜师礼，有求学问教的关系。名分师徒甚至用来形容不同时代的人，因为继承学术而形成的师徒关系。出现社会教育人才被官方策试后入仕的起源很早，直到隋唐才形成科举取代荐举的趋势，师生关系中的官僚气息增强。这时才出现门生师徒的关系，天子策试的即使没有师徒关系也被称为天子门生，有师徒关系。主管考试的考官都成了考生的老师，到封建社会末期甚至没有师徒关系只要投送拜帖就算是师徒关系的程度，这表明中国教育的彻底沦落，完全没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作用，更比不上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求教性质。在把宋元学案时期徒子徒孙的等级辈分形式被推崇，具体内在的学术内涵抛弃后，门生师徒关系就连名分师徒都比不上了。师徒关系在早期以把老师学术发扬光大为荣，到封建末期仅仅是势力之交和等级关系，自然不会有学术意义，不让学生超过老师的势力之交几乎不可能把老师的学术发扬推广。把老师的进步思想发扬、造福社会是师徒关系中学生尊敬老师的最高体现，进步老师不在乎学生与自己个人关系怎样，都希望学生能学有所成，能有益社会。对司马光学术推广进步应是李焘那样续写《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不是把《资治通鉴》本身改为《通鉴纲目》。忽必烈、朱元璋、康熙等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以古人为师式的教育，这种师徒关系才是最高境界的师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