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时期世风：晋朝建立初司马炎就“下诏大弘俭约”把珍宝珠玉分赐官员，宣示不以聚敛财宝为务，为改变当时奢侈的作风以身作则，顺应“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同时禁止过度靡丽的百戏和雕文游乐的工具，甚至泰始二年有司请建七庙，司马炎也以劳役过重暂缓。主持晋魏禅让的郑冲、李憙两人都是著名的清廉、简朴的官员，司马炎重用的执政者侍中任恺、山涛、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羊祜、司马伷；中书监令是荀勖、和峤也多数是清官，这也确保了晋朝建立初期的世风能保持爱民、清正的环境。司马炎也能纳谏，设立谏官接受批评、谏言，任命傅玄等任谏官，鼓励谏诤。泰始四年又制定五条诏书：正身、勤百姓、抚孤寡、敦本息末、去人事，泰始年间晋朝社会风气淳朴，唐太宗评价：制奢俗以变简约，止浇风而反淳朴。经过近十年到咸宁元年，晋朝实力增强的发展态势逐步加速，社会生产力水平稳步上升，这年又正式发布解放奴婢鼓励生产，以奴婢各五十人共百人为一屯，代替屯田兵从事农业生产，把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解放为屯田民，鼓励生产和提倡节约两项政策结合，都对晋朝实力增强和世风的端正有益处，为实现统一打下基础。咸宁年间司马炎任命的执政也是他统治二十五年中最进步、清廉的宰相，咸宁初李胤、程咸、向雄等被任命为侍中，李胤是晋朝最著名的清官之一，也是最早提出由侍中、尚书居省中，在皇帝领导下决策军国疑难要事的杰出政治家，担任宰相却生活简朴，历任尚书令，司徒，是朝廷仪表。咸宁年间的尚书令的卫瓘也是为政清简，尚书仆射山涛、卢钦也都是著名清官。又采纳尚书胡威的谏言，对三品以上官员严格约束，防治贪腐，这时期晋朝自然环境恶劣，灾害、疫情严重，仅洛阳因疫病就死亡过半，但却没能削弱晋朝向上发展势头，主要得益于世风民情淳朴，政府执政清廉，政策进步。世风淳朴即使遭到灾害百姓也不会动乱，政策进步就能爱护百姓，得民心才能战胜灾害。太康年间晋朝统一后的世风依然纯正，后世往往误解太康世风，正是在太康初晋朝施行占田制，限制豪强兼并，这不仅能得到汉族广大百姓拥护，也极大加强了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统一和平的基础上，开创了“天下无穷人”的太康盛世局面。鲁褒传和贾模传都记载了晋朝是在晋惠帝统治的元康以后才风气大坏，也就是说在公元300年以前，晋朝的世风基本是纯正、清静的。司马炎在太康年间的所作所为基本是进步的，陆云曾说司马炎统治二十多年没修宫殿，社会风气简朴，以批评晋惠帝时的骄奢风气。太康前期依然是李胤任司徒，继任是山涛、魏舒，侍中有冯荪、王济、乐广、成粲、华峤、邹湛等，任尚书仆射的是司马晃、王浑、司马泰、胡奋、朱整等人；中书监令是华廙、张华、蒋俊，主要执政者都是正直、清廉的官员，司马炎也不是被误解的变得享乐、堕落，他的后宫不是万人，王濬上书记载孙皓宫廷被造反者攻占，妻妾被掠，王濬入宫时连完整的坐席都没有，司马炎不可能纳孙皓宫人五千，他用的曹魏宫殿在曹睿最盛时也仅能容纳宫人两千多，他没修宫殿容纳不了五千人，司马炎选美的人数在《晋书》记载是第一次五十人，第二次数十人，总共百人，只是在世族、将吏中选，没有侵扰百姓，司马炎对后妃都爱护、忠诚，不是荒淫堕落的君主。在太康年间晋朝依然是开拓、发展的势头，没有停滞、享乐，不仅有唐彬复秦朝长城塞拓地千里，还有何桢、贾沈平服慕容廆，攻占扶余地区。执行的政策依然是爱惜百姓，太康五年下诏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一，次年又免除租贷宿负，不仅对百姓爱护，对故去的大臣同样优待，司马炎下诏救济司徒李胤和太常彭瓘。九年时甚至要求刺史和两千石对两千石长吏的中下级官员进行治理、选才，可见司马炎没有怠政。到太康三年时，晋朝户口三百七十七万，比太康元年增一百多万户，太康时期每三年户口增百万，都说明当时世风良好，仅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有极个别有奢侈争富作风，最富的石崇在外戚王恺得到司马炎帮助的情况下依然比王恺富，这本身也证明了司马炎不是奢侈、享乐的君主。司马炎尽管在立储问题上有错，所立的晋惠帝“纯质”，在统治阶级上层多伪诈的环境中难以控制大局，就像陆云说的，晋惠帝屡发诏令禁止奢靡都没效果，让百姓叹息，但是他不是残暴、贪酷的君主，仍不失民心。因此经过太康盛世后的晋朝虽然发生了外戚争权的冲突，依然保持社会安定约十年，这是因为在元康年间执政的仍是进步、清廉的官员，侍中贾模、裴楷、冯荪、程延等，尚书令司马晃等，尚书仆射王戎、裴頠、司马繇等，中书监张华、何邵、中书令裴楷等。其中太尉兼尚书令司马泰、司空兼中书监张华、侍中贾模、尚书仆射裴頠是主要执政宰相，都是主张勤政，基本清廉，因此元康年间的世风总体是太平、朝野宁静的。尤其是负责政策执行机关的尚书省由司马泰、司马晃负责，两人也都是清廉、简朴的进步人士，这些优秀官员和宗室是元康年间海内晏然的保障，没有压迫人民、残害百姓，基本能维持太康盛世的气象。司马炎统治时期的世风正像唐太宗等评价的，是进步、清廉、简朴的，尽管末期显贵外戚有奢侈气息，但没有蔓延影响社会风气，元康时期海内晏然，执政清明也能守成。鲁褒传记载：元康之后，纲纪大坏，鲁褒感伤世风贪弊写《钱神论》讽喻，晋惠帝对奢侈虽“严诏屡宣，而侈俗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