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变法的影响：宋朝在宋仁宗时，文彦博、宋庠任宰相，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基本平衡。当时还是在与西夏战争结束，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不久的情况。在辽朝与西夏战争，皇祐五年广南战争结束后，宋朝有军队一百二十五万。英宗时期，军队人数下降至一百一十万，官吏为两万四千人。与西夏因辱主事件爆发军事冲突，国家财政状况严重恶化，治平二年赤字上亿。不久宋神宗即位，重用王安石开始了变法，王安石文士，被奸人利用，担任宰相时提拔、任用了大量聚敛之徒，毕仲游曾指出：王安石变法能实行是因为财政危机，所以他把可以获取民财的都用了，朝中主要是都是他提拔的人，所以他的变法能执行。变法没按照司马光节流省用为基础，而开源又是以取民财为目的，就像司马光说的天下财物不在官府，就在百姓，人民创造的财物，是官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变法初王安石原本想减少百姓借贷负担才设立青苗钱，百姓没有财物，才会去借钱，但是借官府的青苗钱，并没有享受低息，甚至被强行摊派，没穷得需要借贷的也被放青苗钱，穷的还要富的担保，还不起的让富人偿，就像司马光说的，十年之内贫富都被盘剥得一无所有，结果虽然是官府获取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人民却陷入了贫困，官府执行的其他政策很多也被奸人利用。保马法是国家把蓄养战马的义务转嫁到人民头上，军马和农畜饲养和使用方法不同，百姓的条件也并非都能饲养军马，结果以军马病亡瘦弱为借口责罚百姓；免役法让百姓都出钱，官府募役，有些进步作用，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人民也支持，但是有的地区百姓财物少，有农闲的愿意服差役，官府却不顾利害，强征、多征免役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保甲法是类似连坐性质的保长制度，目的说是为了训练百姓作战，结果强制编练，耽误农事，残酷对待壮丁，导致民变和自残逃役的很多。王安石的政策目的不是迫害百姓，但是用人不当，司马光说过国家政策的执行，本质是用人而不是变法，以役法为例，韩琦曾提出针对上户多少，地方轮役周期不同，上户少的地区负担重，提出过国家统一安排上户的轮役，司马光也提出让长名熟悉衙前差役的人应募，不足的由农户补差役，都有国家统一行政管理和差募并行的政治方针，比单一派发差役钱要客观实际。单纯让各地百姓都出役钱，又是让聚敛之徒负责，只能是腐败坑害百姓的苛政。宋神宗时代变法派敛财是为了图强，比起宋徽宗时代变法派敛财为了自己玩乐，比较起来也是人民多少对王安石变法能宽容些，而对六贼厌恶的原因，但是结果都是损害了人民，危害了国家。当时土地兼并已经严重，豪强富户多至万顷土地，而唐朝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时，也只是两百顷的称富户。豪强不承担赋税，司马光称变法主要是侵害了贫者。变法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官制改革，《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神宗对改后的官制不满意，认为中书行政效率比从前缓慢数倍，只是因为变法派安慰他称节省了三万贯才不抱怨。这次官制变化在人数上是否是减少了支出有疑问，但是却没有减少冗员，史称：“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这样庞大的行政编制，减少开支是不可能的，加上保甲制度中对管理的支出也是庞大的，因为“今之保甲，衣必华细，食必酒肉。”那么具体被裁减的都是什么人？与增加了数万的官吏和保甲相反，被裁撤的是宋朝的军队，宋朝军队从一百万减少到八十万，这样的政策对和平时期是可行的，而进行战争就危险了。宋神宗时期周边五国除了大理，与辽朝、西夏、吐蕃、交趾都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些战争对宋朝都没有产生有利的影响，占领吐蕃的领土被称为“南朝病块”；与西夏作战损失大量人员；被迫割让领土给辽朝；与交趾的战争也未获利，国家危机加重，因此人们把那些变法的人称为“熙丰奸臣”并非没有根据，而是针对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而言。从阶级利益的角度看，统治阶级反动腐朽势力不会怜惜百姓，甚至以盘剥、搜刮百姓为乐事、能事，比起那些开明的进步势力，他们更是人民痛恨的对象，不能认为熙丰时期，变法是损害了那些豪强、反动势力才失败的，当时在宋朝是“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所谓盗贼不会是豪强富户，都是走投无路的贫民，“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即使统治阶级也惊呼百姓造反的危机，而元祐党人这些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派，他们执行的政策，还多少能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在连年战争，“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的困境中，既要不加剧百姓负担，又要度过经济、政治危机，这个困局在十年内就被元祐党人基本挽救了。不要认为变法两字有什么魔力能使国家富强，即使有好的愿望甚至都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更不用说没有好的愿望，这用来评价在元祐时期过后的变法是最恰当。宋徽宗时期的变法，确实没有过多地对外战争，辽朝应付阻卜、女真的起义，没有侵扰宋朝，西夏、吐蕃与宋朝的战争规模也比熙丰时期小，但是与熙丰变法十七年国家到了百姓起义的程度相比，至少用了二十年，这次没有元祐党人来化解，起义规模庞大，宋江、方腊等起义动摇了宋朝统治，宋江被招抚了，是三十六人同拜爵，方腊被镇压了。国家内部危机加重，即使不发动战争，周围的国家还有可能入侵，辽朝的讹诈；交趾这样的国家都以宋朝新法害民为借口发动对宋朝的战争。此时的宋朝也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几乎陷入亡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