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士大夫的道德观：五代是封建军阀与封建官僚联合执政的时代，多数军阀首领没有文化，在地方政权中，都是名义上军阀担任节度使，封建官僚担任判官，判官大都和节度使一样带着加衔、爵位等，以这种形式的文武配合执政。而节度使在当时战争不断的条件下，经常在外作战，实际治理地方的都是由判官等封建文人负责。在表面上不断更替的政权和皇帝即位中，那些中央政府的封建官僚却常常没有被更换，或者是简单“例降”以后重新起用，这也是当时封建军阀割据的特点造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观如何呢？在动荡战乱的时期，人的道德观念往往会下降，在五代时期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见利忘义、丧心病狂的反动官僚确实有很多，贪图名利、盘剥百姓、贪赃枉法的恶吏有时候也是遍地皆是。在动乱的时代里，衡量士大夫道德的主要标准就是他对待百姓、对待国家社稷的态度和贡献，以及他个人生活的操守，以及他执政时对君主的辅佐情况。在五代时期的战乱中，期间仅仅有短时间被后世还称道为小康时期，休养生息，爱护百姓的时期，这些时期有贡献的士大夫们的行为最能体现他们高尚的道德。按照封建伦理似乎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实际在五代，经常是皇帝要向节度使各地方官要“贡献”，皇帝本身没有能力直接控制地方行政、军事、经济等权力，不能建立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也是造成当时很多士大夫忠诚度降低的重要原因。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有很多士大夫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或者是爱护百姓，强国富民，或者是杀身成仁，誓死报国，或者是清贫简朴，廉洁奉公，都是国家的栋梁。还有的教导君主，辅佐匡正，忠心耿耿，仁慈谦逊，任劳任怨都为后世留下了为人处世的表率。五代时期文武全才，富国强民的有郭崇韬、爱护百姓的史圭、刘昫、周知裕、任圜、郭延鲁、罗贯等，清廉简朴的姚顗、崔居俭、李愚等，还有很多忠义报国，舍生取义的烈士：史敬思父子、王彦章、马全、刘仁赡、裴约、石君立等，能教导君主，仁慈敦厚的有冯道、卢质、赵凤、王朴、何泽、和凝等等，在这些仁人志士中有大部分为士大夫，他们奉行的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伦理，与后来兴起的忠君守节的礼教、封建专制伦理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动乱的历史环境中，他们首先把百姓、社稷放在首位，英勇战斗、不畏牺牲的目的也是为了保卫百姓和社稷，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尊敬的历史人物。对待五代时期的历史人物，现代自然不能用是否效忠于皇帝，是否愚忠的古代道德标准来衡量，而是应该首先看是否热爱百姓，是否忠于国家，用这种标志衡量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另外在五代时期，士大夫的道德观依然还有从两晋时期盛行的士族门阀观念，对唐朝的名臣、世家后裔非常尊崇，或者是世代的礼学世家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一时期士大夫们治学的热情相对较小，只有少数人对文化活动关注，尽管五代是中国最早开始官方在国子监版刻书籍对社会发行的时期，但是文化教育依然相对落后，这也是当时包括士大夫在内的社会道德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和古代封建社会士大夫轻视劳动的传统积弊一样，五代的士大夫很多也对劳动人民和贫贱出身的有偏见，相当轻视这些出身成份的文武官员，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在古代道德观中的仁义、忠孝、廉耻、友悌等方面，五代时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但是在民族压迫、妇女压迫方面也还在古代历史中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这也和当时是民族融合时期，包括后唐、后晋、后汉等很多君主都是沙陀少数民族人，以及相对没有严重的歧视妇女的社会观念毒害有关。总体上说五代时期是个社会严重动荡，道德水平相对低下的时期，也是严重的社会分裂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有气节、道德高尚的士大夫在统治阶级中仅仅占少数，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阶级矛盾造成的必然结果，分析评价当时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来简单地用一般的道德标准评价，然后就简单地把当时的历史人物都一概否定，这也是不现实、不客观的。只有在理解当时具体历史环境的情况下，具体分析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把当时士大夫的具体言行都综合分析，才能客观地认识这个士大夫的实际道德观，以及当时他的历史作用。用古代封建社会忠君的传统标准衡量当时的历史人物，来界定他们的性质是简单化，而现在有的人甚至连历史人物都不了解，就简单接受古代落后的历史观那更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