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后唐的建立：李存勖在923年同光元年建立了后唐，当时遭到河东监军张承业的反对，他主张让李存勖平定天下后，巡立唐朝宗室后裔，以后再行禅让，说那时就是唐高祖和唐太宗复生也没法反对。李存勖没有同意，不仅因为晋国当时各地节度使藩镇都上书拥戴，而且当时要找到唐朝皇族后裔也很困难，在当时军阀割据时代，实现统一也不是朝夕可办，李存勖最终还是决定自己现在来继承唐朝法统，称帝建国。后唐的建立用封建社会法统标准看，与唐朝没有任何血统和法律上的继承关系，在当时也没有得到什么百姓的起义拥护，唐朝灭亡时只有司空图等极少数忠良殉节，多数人没有抱同情或者反对的态度，这是由于唐朝末期社会黑暗动荡分裂的现实情况造成的。多数藩镇也只是象征性指责，然后就开始自行打算。后唐的建立仅仅是封建割据政权性质的发展趋势，晋国当时基本上占领了河北地区，地盘面积与后梁接近，李存勖也对很多地方藩镇对称帝的后梁称藩感到失落，急于建立正统的皇朝地位，与后梁分庭抗礼。两国的抗衡也进入关键时刻，很多将领也开始厌战，要求同后梁议和，北方的契丹西征拓展了广阔的国土，势力大增，对北部威胁越来越大，后方物资补给也越来越困难，仅存半年的物资，此时郭崇韬首先劝说他渡河攻打汴梁，说这样半月可攻占汴梁。李存勖没有立即定下决战汴梁，时近冬天，他带领部队过河看样子是准备在河南作战一个时期，再利用冬季封河撤回，因此这时他还下令让军队家属都返回邺城，李嗣源报捷说梁军退往中都，而那里没有城防，这也坚定了李存勖作战的信心，中都战役有两万梁军被歼灭。随后的军事会议上，多数将领要攻兖州，只有李嗣源说应该攻打汴梁，并且估计段凝没过河，唐军就能占领汴梁。李存勖采纳了这个建议，让他担任先锋当天晚上就出发，第二天他带领主力也出发了，而结果是仅不到十天唐军就攻占了汴梁灭亡了后梁。从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起决定因素，而不是表面的形式逻辑。后唐灭亡梁国不是因为改了国号，改国号唐，就变得和唐太宗、唐高宗时代那样强大；建立了皇朝政权，没有出现所有藩镇立即臣附归顺的奇迹。新的政权建立，并没有使这个政权发生本质变化，或者是变得更强大、进步，其组成人员还是原来那些人，没有多少更优秀的人才加入，最多在心理上对这个封建割据政权产生了鼓舞的作用，其取得胜利的基础依然主要是建立在后梁政权的战略失误上，以及后梁政权自身的矛盾和反动本质。后唐建立不到半年就灭亡了梁国，与此前双方进行了十多年战争相比，似乎是有所谓“天命”支配，古代的封建学者很多也迷信这些，其实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依然能看到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首先是晋国演变，从仅仅控制河东数州，发展到控制了河北，渡过黄河，从仅有梁国八分之一到两国面积相仿，这不是改国号那天发生的。再看梁国从建国初期近八十州，有很多藩镇拥护，到与各藩镇决裂，内部自相残杀，朱友谦据叛降，朱友谅割据，都逐渐削弱着后梁，直到兵临城下时，内部离心离德，尽管面积与后唐相仿，力量和凝聚力与梁国最初建立时相比已经是江河日下，这些不是因为后唐的建立造成的。看问题要看本质，而不能仅看表面的，用形式逻辑代替实际内容，似乎统治阶级各集团内部斗争仅仅是几个姓氏的矛盾，几个姓氏在争夺皇位，这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尽管在古代名义上统治阶级的斗争是以姓氏的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其基础依然是阶级斗争，依然是进步与反动的对立与统一。后唐是李氏政权，同样姓李的唐朝，两个政权却是本质上不同的朝代，甚至皇族属于不同的民族。就像以后的辽朝和金朝，也不能看做是耶律氏和完颜氏的政权，更谈不上因为耶律氏中有改称刘氏的，完颜氏有改称王氏的，就说这两个政权是刘氏、王氏的政权，他们也有改为其他姓氏的。只能依据这两个朝代的地域范围、民族成分，统治区的阶级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进程来认识它们，如果像古代历史学者那样简单地认知，就不能真正地认识历史的全貌。封建社会专制制度和伦理体系下，尽管以宗族为标志的族权是封建四大权力之一，后唐的建立确实带有明显姓氏因素的，很多将领的姓氏都被改国姓，与后梁很多人改朱姓都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都是为了扩大自身族权影响，扩大自身集团力量而采取政治策略，同李存勖继承唐朝法统相仿，都是争取民心、士心的宣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