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任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重要作品，也是研究司马迁社会关系的重要资料，司马迁与任安具体的交往经过历史资料中没有记载，关于《报任安书》的内容的质疑也有许多，司马迁是西汉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被汉武帝任命位居丞相之上的太史公、中书令；他是丞相杨敞的岳父；他被御史大夫桑弘羊尊为司马子；他被几乎任丞相的太中大夫壶遂称为夫子，这样的一位西汉重要人物是否真的象班固在司马迁传中描写的，是一个无足轻重，遭到宫刑的弄臣，奴仆呢？笼罩在司马迁身上的历史疑问究竟有多少？在司马迁去世近百年后的东汉，班固描写的司马迁是真实客观的吗？我们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中能看到怎样的司马迁呢？东汉明帝责怪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说司马迁这样的人不能算忠义，而班固的父子也批评司马迁的作品“不与圣人同，”是离经叛道，在这种轻视、诋毁态度中，一个被丑化贬低的司马迁就出现在《汉书》中。班固记载他和任安通信的内容也就非常令人怀疑了，其中固然有真实的，广为人知的内容，也有班固编造的贬损内容。这些在此姑且不论，首先研究司马迁与任安，两人是怎样结为好友的，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在《史记•田叔列传》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与任安最好的朋友田仁友好，司马迁为田仁的父亲田叔作传，在“太史公曰”中，司马迁称“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褚少孙补充的田仁与任安的经历为我们研究任安与司马迁的交往提供了间接材料。褚少孙记载任安和田仁是在赵禹任少府时被从大将军卫青舍人提拔为郎中，受到汉武帝任用的，《史记•卫青传》记载元狩四年卫青出征归来后，汉武帝重用霍去病，卫青的舍人大都去投奔霍去病，只有任安依然忠于卫青，他和田仁应该是在元狩末年左右被卫青受诏荐举为郎中，汉武帝任命他为北护军，田仁为护田官。田仁数次追随卫青出征匈奴，任安和司马迁交往时，两人都还是中下级官员。一般认为《报任安书》是征和三年任安被杀时，司马迁给他写的诀别信，有的人也认为可能是其他犯死罪时候写的，汉武帝说任安数次犯死罪被赦免，司马迁具体是哪次给任安写信不能武断认为是征和年间。褚少孙描写的任安主要一次犯死罪是他在汉武帝巡游时，办理迎接事务失职，史书记载同样犯这个罪名的陇西太守自杀，而当时仅仅是武功三百石官的任安被免职，后来投奔到卫青府中任舍人，从任安说卫青不了解他看，应该不是卫青救了他，元狩以前汉武帝在关中巡游最早是发生在元光年间，司马迁很可能是在此时给任安写的信。任安被从死罪最终赦免被营救，司马迁是否出了力值得研究。任安给司马迁的信中让司马迁为国家选拔人才和不要听从庸俗流言，当时司马迁说自己被罢免，是“仆虽罢驽”。他最初以世官继承父职担任太史令，只是六百石，司马迁被罢免后是保留了大夫爵位，或降职担任太史丞，或者罢官留任，总之是地位下降，与只是三百石的任安结为好友是合情合理的，任安鼓励批评他也符合当时司马迁罢职的处境。由此也可以推论司马迁在元光年间是处于“罢黜”状态，从任安的经历看，他是一个少孤、贫困的寒微，用田仁评价他，可以为将军。任安是一个侠义豪客，为人重情守义，这点在他不背弃卫青中可以看出。他是没有文才，有胆识的壮士，司马迁不会和他经常谈论文章、著述，更不可能在诀别书信中说这些，从司马迁《报任安书》前面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任安的直言坦率，也直接用真诚的态度相待，表现了两人的豪侠情意，也符合两人的身份和思想品行，汉武帝也崇尚豪侠，比如器重郭解，不顾卫青反对把他迁往茂陵。汉武帝可能就是被司马迁和任安两人的豪侠气质感动，赦免了任安。《报任安书》的前段与后半段中许多平庸的感情色彩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可以确认班固用司马迁的一些言论加上自己伪造的贬损内容和司马迁的书信连在一起。任安后来担任了益州刺史，这个职务与东汉时期的刺史不同，性质与御史相仿，权力很大。后来再次担任了北军护军，征和二年的内乱中，卫太子用兵符召他，任安和田仁都曾是卫青舍人，对卫青的外甥卫太子也有感情，司直田仁开城门放走了卫太子，任安接受了卫太子的符节，还被人告发说他向卫太子请求鲜好的兵甲，而实际上任安作为北军护军监督军队，只闭门阻止部队出营和丞相指挥的部队一起镇压卫太子。最终任安和田仁都被汉武帝处死。后来卫太子被平反，而任安、田仁被牵连令人叹息。司马迁本人与卫青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在李广和卫青的矛盾中甚至明显同情李广，他对卫青的优秀品德和才能也作了客观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尽管他没有记述任安的主要经历，但是记述了是卫青荐举田仁为郎中，也记述了任安没有在卫青众叛亲离的时候背弃他的侠义之举，司马迁在建元二年建茂陵时迁徙到那里，三年汉武帝给每户移民二十万钱，地二顷，司马迁当太史令时的爵位就是茂陵显武里大夫，茂陵居民至少要有三百万资产才有资格迁居那里，所以司马迁不会是贫穷得没有钱赎罪。他是茂陵显武里大夫，具体是哪级不详，但是作为茂陵居民至少有三百万钱财。而且司马迁为官吏是属于官爵，按照汉律是可以因爵位减罪。总之他和任安都是处于士大夫阶层的人，言行举止都是按照士大夫的礼节交往，司马迁和任安、田仁两人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作用与汉武帝施行中央集权制，加强皇权的政策发展的关系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