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宫廷官吏和肉刑发展，不仅对研究东汉和三国肉刑的演变有意义，而且对研究司马迁是否被下蚕室有关联。《后汉书》宦官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在西汉时代的宫廷中虽然有阉人，主要都是从事粗鄙劳作的，甚至是毫无地位和尊严，即使皇帝宠信的，依然遭到蔑视。但是宫廷中的宦官也有许多士人，在西汉宫廷任官职的都不是阉人。宫廷中的官员包括中书令、尚书令、掖庭令、内者令等职务并非是由阉人担任的。比如《汉书》石显传：“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病死。”石显是中书令，他是否是阉人，史料是矛盾的，西汉不象东汉允许宦官收养子，石显应该不是阉人。而尚书令这个职务也不是阉人担任，张安世传：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张安世也不是阉人。而汉武帝时，司马迁担任太史公兼职中书令，太史公朝位在丞相之上，天下上书先由太史公审阅，再给丞相审阅，这也和司马迁担任中书令的职责相符。不能因为司马迁担任了中书令，就认为他是阉人。班固在编写《汉书》的时候受到东汉的社会环境影响，东汉恢复了肉刑，宫廷中宦官都是阉人，《后汉书》宦官传也记载：“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了解东汉汉明帝对司马迁的批判，以及班固本身就是大力宣扬扩大实施肉刑的人，对司马迁被贬低和在《汉书》有编造的大量宫刑内容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内容大多是令人怀疑，或者明显虚假。班固在《汉书》中把宫廷中服务的官员都描写成阉人，东汉时不再设宫廷职务的尚书令，这个职务在汉武帝时期也称中书谒者令，也是宦官担任的宫廷官员。汉成帝时成为士人控制的朝廷职务，不再是宫廷官员。萧望之在汉元帝时，指责中书掌管尚书的是刑人，当时的中书令是弘恭，弘恭可能确是刑人，而汉元帝为了平息舆论在弘恭死后让不是阉人的石显担任中书令也证明西汉宦官也用士人。班固故意把西汉的宫廷官员也都说成是阉人，与他的反动的政治观点一致，是汉文帝废除肉刑后的倒退。除了不留神记载了真实的历史外，班固刻意伪造了西汉也实行肉刑，宦官也都是阉人的历史。我们看看他对西汉士人宦官的“阉化”处理过程。朝位在丞相之上的太史公、中书令司马迁成了被汉武帝下蚕室的“可怜史官”，还把他的众多书信混编成“报任安书”，贬低丑化他，说二千石的的太史公没有五十万钱，是倡优一类的。对掖庭令张贺的“阉化”处理也是在汉武帝时期，他哥哥张安世求情后，张贺也下蚕室，他可不是象太史公司马迁那样“贫穷”，交不起五十万钱，他父亲张汤去世时，他们家已经有五百金的财富了，当时一金当万钱，那时就可以交十次罚金了。而张安世是西汉出名的能蓄积的官僚，他的财产甚至超过了霍光，他弟弟张贺被下蚕室是不可能的。《汉书》张安世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内治产业，…累织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另一位被下蚕室的著名人物是汉宣帝的岳父许广汉，“外戚传：从武帝上甘泉，有罪当死，有诏募下蚕室。”这位“不幸”的外戚惨遭阉化也是因为他是宫廷官员，尽管职务远没有中书令、掖庭令大，只是暴室啬夫，也就是宫廷监狱、劳改单位的官员，专门看管被处罚的皇后、妃子、宫女的小官，结果也只好成为“阉人”了。而相关他是刑人的记载都有疑点，汉宣帝功侯表中记载他：“坐事下蚕室，独有一女，嫁之。”许广汉女是皇后，用这种轻辱的口气谈论，显然不会是西汉时期实情。而且外戚传：“许广汉有女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妇。”内者令也是宫廷宦官，同样有妻子，班固在不经意时矛盾的记载还是能帮助我们了解真实历史。在《汉书》关于肉刑和下蚕室刑人的记载中，也有关于楼兰少数民族。主要有：“《西域传》：季都别将医养视狂王，……坐知狂王当诛，见便不发，下蚕室。”“《西域传》：质子常坐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谎称天子爱质子留之。这和班固极端反动的民族观念有关，他在《匈奴传》中，把少数民族比喻为禽兽。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所以他把楼兰王子和同少数民族亲近交往的人“下蚕室”也是出于这种感情，而在西汉把藩属国的王子下蚕室是不可能，班固的描写太荒诞。《史记》中也有他伪造司马迁受宫刑的内容，这是为东汉恢复肉刑制造舆论。司马迁担任中书令时是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中书令这个职务，根据《汉书》萧望之、刘向等人传记描述，中书令是负责尚书的重要官员，是汉武帝在宫廷处理政务的官员，中书令、尚书执政的建立是把过去丞相、御史大夫、九卿的职权集中置于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标志，司马迁在西汉是受到敬重的太史公，汉武帝给卫青、霍去病大将军加号大司马，对司马氏极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