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事件：王凌是三国时期魏国的重要将领，他是汉末司徒王允侄儿，后来担任了曹操的主簿，与司马朗、贾逵、杨修关系密切，在青龙二年的石亭战役中，就是靠着他的拼死突围和

贾逵的救援，才避免了曹休指挥的东部魏国军队被吴国全歼。后来他与满宠和蒋济等长期驻扎在淮南成为抗击吴国军队的重要将领。

在满宠和蒋济相继调入朝廷担任太尉以后，就由他和他的外甥令狐愚驻守淮南，太始九年九月，担任了司空，次年的嘉平元年事变后，司马懿平定了曹爽乱党，重新掌权后，允许他以司空的身份继续在淮南驻守，当年十二月，王凌接替蒋济担任了太尉，依然留驻直到嘉平三年三月，淮南谋立楚王政变计划败露，被征召回洛阳，半路在项城自杀。王凌被当作反对司马氏篡位的魏国忠臣看待，甚至说司马懿就是梦到他和贾逵的灵魂，被惊吓得病死的。那么整个谋立楚王事件的经过是怎样的，王凌和司马懿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王凌与司马朗、贾逵关系密切，与司马懿的关系同样非常密切。司马懿的重要亲信王昶与王凌同乡，王昶象对待兄长那样对待王凌，在《三国志》王凌传裴注中也对司马懿说“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这是说司马懿为他求情赦免了他。”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并说王凌因为同司马懿“加怙旧好，不复自疑”，这些至少表明两人当时是友好的关系，王凌谋叛不是仅仅反对司马懿那么简单。

谋立楚王政变计划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王凌，而是他的外甥令狐愚一手策划的，令狐愚原名令狐浚，因为获罪于魏明帝曹睿而被强迫改名为令狐愚，他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屈辱而图谋废曹芳，只有这样才能不再戴着这个屈辱的名字，王凌在给司马懿的信中也说：“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仆即时呵抑，使不得竟其语，”可见王凌并不是阴谋的发起人。而且在嘉平元年十一月，令狐愚就病死了，这件事可能就只是个初步规划，没有深入进行，王凌在嘉平元年九月派人到洛阳向他的儿子询问这件事是否可行，他的儿子王广表示反对，称“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并且向王凌详细分析了当前的社会局面：称曹爽集团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这些都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王凌的才能不会不认识到这些，因此放弃了叛乱企图。而且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司马懿任命王凌为太尉，王凌从司空越过司徒高柔直接担任了太尉，也表明了司马懿重用、笼络王凌，把他拉入河东派。也正因为如此，王凌与司马懿的关系更加密切，成为河东集团的重要成员。令狐愚病死后，谋立楚王的计划就中断了，当时淮南也没有爆发叛乱的根源了。

但是两年以后的嘉平三年，令狐愚的部下杨康到京城告发了这件事，而且兖州刺史黄华和将军杨弘也向朝廷揭发了废立阴谋，黄华是接替令狐愚担任兖州刺史的，他不是王凌亲信，王凌不会找他干一件不易实现的、放弃很长时间的阴谋。朝廷中反对司马懿的势力看到他和王凌关系日益亲密而借机打击王凌，削弱司马懿，避免他们的联合。司马懿被迫亲自前往淮南处理这件事，他的内心也是非常复杂的，面对自缚请罪的王凌对他说：“卿负我！”司马懿回答：“我宁负卿，不负国家。”即使如此，司马懿还是让人为王凌松绑，归还朝服和印绶，派人把他送回洛阳，至于史书中说王凌在半路向司马懿索取棺钉，可能性不大，他是身先士卒的勇将，不会象曹爽那样试探生死，而且他既然“加怙旧好，不复自疑”、认为“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就不会自杀。很可能是朝廷在半路让他自尽的，朝廷不打算象司马懿那样安慰、宽恕他，后来还把他开棺暴尸，烧毁了朝服、印绶。尽管没有记载时间，但应该是在司马懿去世后才对他的这位朋友进行追戮的。

司马懿是不会对他哥哥的好友；自己亲信王昶的兄长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况且他与王凌的关系也友好，他在淮南审单固也只是追查令狐愚是否谋反，调查完毕后上报廷尉，有回护王凌的表现。从司马芝和司马歧父子担任司法官员时期的表现看，司马氏也不是严刑峻法的人，王凌的罪过是知情不举的连坐，既然在当时王凌体面下葬了，事后又去掘墓，司马氏不会干这么得罪人的事情，何况他们与王氏关系密切。晋朝建立以后不久，司马炎立即为与司马氏关系最密切的王凌和邓艾平反，使他们的冤案得到昭雪。王凌与司马朗、贾逵友好，贾逵与曹休有矛盾，他的儿子贾充和王昶的儿子王浑都是晋朝的重臣，司马氏的亲信，王凌也是司马氏为首的河东集团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