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看艺术人生时，董卿讲自己一个月内跑了八个城市。去一个城市一天，录像一天，再就是离开一天。一个月就是二十四天，到了最后，真有了点心疼自己的感觉。其中，讲到有一天，有朋友打电话问她在什么地方，她当时正在化妆，抬头看了看自己，真不知道自己在那个城市。

有时候，咨询顾问也是这种感觉。今天在这里，几个小时或一个晚上之后，到了另一个城市，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桌，打开电话就开始工作了。从北京东郊到西郊的感觉，城市之间只剩下一个办公桌了。许多时候，一个城市都去过十多次了，却还是很陌生。从机场或车站一个小时或几十分钟到一个办公室，写报告或作报告，之后再是一个小时或几十分钟到机场或车站，就离开了。

这样走着过着，似乎整个人过着神仙的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一般，只是生活在自我设定的形而上学的生活中。

世界杯期间，为一个小公司加班赶做一个方案，同时也在为另外一个大型集团做咨询。又想看球，又要加班做活，那种心情真是很累。我一个人苦苦思索着那个小企业的前前后后，在想象着方案出来以后对员工的影响。武汉的热浪与武汉人的休闲，与我一个人的思想神游形成对比，也有过心疼自己的感觉。

不久前，那个小客户中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我的方案出来前后，企业人事变化很大，新的领导把我的方案改头换面形成自己的所谓新方案，以示前任领导的区别。也不说正式实施我做的方案，也不说不实施。想到为那个公司疯了似的思考，整个人完全陷入自我设定的陷阱中。接电话的那刻，心里有点酸楚。酸楚之后，想到你做方案别人给钱，已经给你钱了，你还酸楚什么呢？这样想过之后，心里更是一阵酸楚。

不过，世界杯期间的努力却还有让我安慰的事，那个大公司方案出台之后很快就在就以“红头文件”发了下去，执行效果据说很好。

前天回郑州，与一位多年老朋友聊天。他还在一个不死不活的企业做工人，上半天班。在郑州一个小酒馆，喝着二两小酒，就着两元的花生豆之类的小菜，我极力让自己少说话。他讲着车间里的事，谁“上面”有人总是欺负别人，讲那个大学生技术员整天呆在办公室里，闲的没事了到车间怎样对工人找茬。

他的讲话把我的思绪不由的拉到那个小公司，拉到苦苦为那个小公司设计岗位职责的世界杯的夜晚。末了，他对我说“千万别让工人吃亏，他们就是干活，当官的让干什么干什么”。

又见到了几位在企业里任高管层的同学，在他们眼里，普通工人只是工人而已，而已。他们不需要你太多给予工人关注。他们一遍遍给我讲着现在员工执行力如何之差，讲着制度如何失效。我也也只是听说，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常讲的话“错误就是别人的，企业里最可怕的就是管理层巧妙的将职责推给下属” 工人眼里的“当官者”就是为了利益，高管眼里“工人”就是劳动力市场上“几百元”的一个人而已。

我仔细地感知着他们对企业里人的理解，并时时假设着一个场景，那就是这些高管层有没有可能与我那位工人朋友一样海阔天空？也想象着，工人朋友会在这些高管层面前海阔天空吗？理性的思维中，工人已经被他们抽象成了一个“岗位说明书”及一个工资数目。

答案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中存在着了阶层之间的断层，这个断层也出现在企业里。

又在这里做一个项目，又一次进行着自我设限的挑战。在我敲下的每个字背后，我都想象着其中的变化，明显的和隐含的。这个客户工人大部分是非常普通的员工，临时工，下劳力的。我生怕，我一点无意的小工作，或者一个基于所谓的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假设”，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则是“理所当然”的不稳定，“去和留”只是一个手续问题而已。

有人说我这个人感情因素影响最大，只管出方案就行了。我却做不到。

我感到自己必须努力地去多接触人，各个阶层的人，各个类型的人。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正在被太多人的忽视。这种断层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但我希望能够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