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后有客留言：“肖老师好，我是您的一位学生，现在功课繁多，镇压得我喘不过起来，望您能百忙之中抽空给我回帖。（告诉我如何脱离苦海啊）”身为教师，我当然理解今天孩子们的痛苦，也乐于见他们过着轻松的日子，但指望我有灵丹妙药可以助其脱离苦海，实在是对我能力和水平的高估。于是，我只能给出如下回复：“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无法用片言只语帮助你脱离苦海。在我们都无力改变应试体制的大环境下，恐怕得从改变自己入手，用另一种心态去适应。”这是一个近似于教孩子做变色龙的建议，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字里行间透着的多是我的无奈，实在有愧于孩子对我的信任。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恐怕是最有道理却又最难以实现的一句话，尤其是对今天正处于求学阶段的那些孩子们而言，横亘于眼前的考试这道“封锁线”，让他们为成绩不得不牺牲很多本该属于自己的生活内容，“谁年龄小则谁日子过得最苦”，是有子读书之家庭的真实生活写照。可当孩子确因不堪重负而向教师和家长求教时，我们这些成年人除了对他们一再重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外，能够给出的建议也多半是“怎样改变自己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应试之争”，至多再加上一些所谓缓解学习压力、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等忠告。是教师和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吗？未必尽然如此。依我的理解，实在是他们不敢让孩子无忧无虑地生活。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舆论环境中，对孩子成功的定义，绝不是他们拥了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而是“有没有取得优异成绩”和“有没有让人羡慕的高学历和好工作”，以及“有没有让教师和父母了却心愿”。于是，记得自己初上学时，教师也罢父母也好，会问“将来想干什么”之类的问题，现如今，孩子的理想已经越来越被忽略，取而代之的则多是“教师想让学生取得怎样优异的成绩、父母想让孩子将来从事怎样体面的工作”，因此，社会上闻风而动的学生课业负担之重问题，在我这个普通教师看来，其实绝非学校和教师凭一己之力使然，不折不扣的是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成年人给孩子的成长建议，总无外乎贯彻“学习中心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也是要引导孩子激发出刻苦学习的动力。

    今天孩子面临的学习压力，已经远胜于我们读书时的年代，姑且不论单调的每天“两点一线”生活，就耗费在学习上的时间而言，当以倍数计超越于从前，他们因此叫苦喊累自在情理之中。可不得不说的是，在我们都无力改变应试教育体制的情况下，教师和父母中不乏“铁石心肠”者，他们对孩子除了逼还是逼，由此引发的极端案例时常见诸于报端，而更多的教师和父母则是同情并无奈着，任谁也不敢轻易放手让孩子拥有更多的成长空间，他们给孩子提出的建议与我如出一辙，说的最多的常常是“当我们无力改变世界的时候，只能改变你自己”，期望孩子通过不断地“变色”以适应所处的环境，甚至，孩子造句用的是“灰灰的天”也要被改成“蓝蓝的天”，一年之中我们到底有多少个“蓝蓝的天”并不值得去认真对待。现今的学习是如此，恐怕对于孩子将来的职场生活和家庭生活也脱不了这样的建议。

    写到这里，想起在《意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美国录制一期节目，偶遇卡车司机，诉其从小的理想就是“开着大卡车跑遍全国各地”，当他将之说给自己的父亲听，父亲高兴地将孩子搂在自己的怀里，说道“好儿子，有志气，只要好好努力，将来一定会开上大卡车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以及学校的老师们，都纷纷给予夸奖，并要求其他孩子好好学习，特别是爸爸、妈妈看到自己孩子真的开上了大卡车，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读罢，有一种莫名惆怅，我不知道在中国当孩子向父母说出这样的理想，会从父母和教师那里得到什么？想来多半是“胸无大志”之类的斥责，稍有民主意识的父母和教师则会想方设法让其改变初衷。因为在中国，我们这些成年人基于自己的生活认知，常常做的是衡量孩子的理想是否足够“主旋律”，如若不然的话，则试图用诸多的大情小理说服孩子加以改变。当然，这未必都源自他们的内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