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路与定安路是垂直的两条马路，劳动路往北走到头就是定安路，到了定安路往东走，经过两个小弄堂，第三个弄堂就是红门局。

到了家门口，我们敲门，一会儿父亲才出来开门，眼睛还睁不开。

爸爸，你这么早就睡了？我问。

爸爸坐了两天的火车，吃力了。父亲向上伸一伸手臂。

坐火车很吃力吗？弟弟问。

爸爸两天没睡觉了。父亲说着关上门。

火车上不能睡觉吗？我和弟弟同时问。

爸爸买的是座票，可以报销4元车贴，来回8元。熬两个晚上，还是值得的。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父亲原来在工艺技术科，母亲走后，父亲主动要求调到供销科当采购员，厂长考虑到父亲有两个孩子要养，就同意了。当时的工资都是固定的，只有供销科的工资有浮动：采购员有出差补贴，销售员有销售奖励。出差越多，补贴就越多。父亲那几年真的是拼命工作，确切地说，是为了我和弟弟拼命出差。

快进来，爸爸给你们买了好东西。父亲从行李袋里取出两个纸盒，一个给我，一个给弟弟。

原来是一只铅笔盒，天蓝色的，塑封的盒盖上有印花图案，还带磁扣。我爱不释手，对父亲说：谢谢爸爸。旧的那只铅笔盒用了两年，是铁制的，掉地上好几次，盖子已经不密封了。那时，我从不向父亲开口要东西，只跟外婆讲，我知道外婆会找机会跟父亲说的。

弟弟每次收到的礼物都跟我不一样，但这次却是一样的。不过弟弟还是比我多了一件：一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书包盖上印着一颗五角星。

9月1日开学了，我拉着弟弟的手走进卫东小学。弟弟上一年级，我上三年级。

一年后，校名改回原来的名字：三衙前小学。

上课前不再学习毛主席语录了。

那年，我家接通了自来水，父亲不再挑水了。公共卫生间也接了自来水龙头，按各家人口平摊水费，我家只需摊一个人的水费。

煤饼代替了煤球，睡觉前封上炉门，火到次日不会熄，外婆不用每天生煤炉了。

我利用课余时间帮外婆钉扣子，刚开始，手指被针扎得血淋淋，外婆去交货时给街道里的人说了好多好话，对方才没扣工钱，但把外婆数落了好长时间。

父亲只要不出差，晚上就来把弟弟接回去，脚踏车横杠上装了一只藤编座椅，第二天早上父亲直接把弟弟送到学校。弟弟早餐一定有油条吃，我暗想。

我知道父亲对弟弟比对我好，因为弟弟是男孩子，并不是因为弟弟比我年纪小。

那是1977年，我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