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日前在其《人民时评》栏目发表了题为《微博时代我们怎样辟谣》的署名文章。针对近期引起关注和争议的“辟谣联盟”进行了评析，就“微博辟谣”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怎样对微博进行定位？它究竟是严格意义上的媒体还是街谈巷议？能否用对媒体的标准来要求它？第二、怎样区分传言、质疑和谣言？辟谣者对真相的追问应该秉持怎样的原则？第三、辟谣会不会片面放大微博生态的不足和缺陷，对微博的生存发展带来负面的后果？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它抓住了当下微博上“谣言”和“辟谣”表象下的深层问题，而这样的深层次追问肯定要比央视义正词严地拷问“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要有意义。因为，对微博性质的定位涉及到它所发内容的法定责任；为“谣言”准确定位有益于区别微博言论的性质；而为“辟谣”定位则事关民众在公共事物和公共话题上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反过来看，所谓“微博的伦理底线”则有点不知所云，很难设想为一个有着近2亿用户的公共平台去设定一条“伦理底线”；而对“伦理底线”的追问，也不应该单单针对微博，对铁道部这样的政府部门、对红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对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人送外号“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这样的巨贪巨蠹、对“开房局长”、“受骗淫乱”这样的荒唐官员……都很值得追问其伦理道德的底线在哪里，而且，远远比追问微博要来得急迫，也更符合人心和民意。

说到辟谣，其对象应该是“谣言”，没有谣言自然也就无所谓辟谣。什么是谣言？我从手边可以找到的《新华字典》查看，谣言的定义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消息”。根据这个解释，微博上的谣言应该数量不少。但是，所谓微博谣言实际上远远不像字典上解释的那么简单。

首先，微博作为一个有着海量用户的网络平台，每天产生着海量消息，这其中肯定不乏“没有事实依据的消息”，但只要不是事关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则未必就被定性为“谣言”、或者说“谣言无意义”。试想，如果有人造谣说他在自家院子里埋了两只死耗子，谁会关心？而光天化日之下有没有掩埋火车头就必然引起强烈关注；其次，公共事件、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它所谓的“事实”是往往是滚动的、变化的、逐渐清晰的，而事关公共事件的公共话题也往往是从“传言”到“坐实”、是一个“事实依据”越来越明确的传播过程；第三，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和公共话题，确实不能排除有人出于各种目的故意捏造事实，制造并传播谣言，但是，追求真相的人远远比捏造事实的人多，谣言一旦生成，就将面对万千用户的质疑和证伪，而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必然会站出来辟谣，这就是微博的自洁净功能，这个功能的内在驱动力恰恰是“追求真相”。

正是因为对公共信息的需求和对事实真相的探究，当微博传播公共事件时，总是会出现两种内容：一类是事件消息、它完全有可能“没有事实依据”但却被广泛传播；另一类则是基于消息的“民众意见表达”，它传递的并非消息（动态、事实）本身而是公众对此类事件的价值观。前一种内容很有可能是谣言，应予辟谣以正视听；而后一种内容就算是基于不确定信息作出、但也不妨碍其价值判断的正确。例如在微博上弄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除了何时何人何地何事为什么等具备新闻要素的消息外，更多的是民众对事件真相的追问、对红会商业利益的质疑、对如何监督其运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就算是拿来评论的消息“没有事实依据”，但也不能抹杀公众言论的思想情感和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人们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郭美美母女及其周边人物究竟是什么人、她们是如何发家的、她们究竟与红会或商红会是怎样的利害关系等等“事实”，但这丝毫也不能否定发自微博的这一场民间舆论对红会以及对中国式慈善事业的质疑和问责。所以，尽管微博上对郭美美事件有太多的“没有事实依据的消息”，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简单定性为“谣言”进而否定公众对红会的否定。

无数事实证明，谣言盛行的地方，恰恰是真相被遮蔽被掩盖被隐瞒的地方；所以在任何一件公共事件中查明并公开真相，就是最好的谣言粉碎机；同样也有无数事实证明，人为地隐蔽事件真相、面对质疑敷衍搪塞甚至公然撒谎，往往又涉及到政府机构或官员的失德、失信、失察、失职、失责甚至是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所以，能够以碎片方式还原真相的微博还是一种反腐利器。这，又岂是区区谣言能够否定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