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多次强调，就中国股市目前的状况而言，尽管存在着上涨速度过快、投机盛行等情况，但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只要良性诱导，高效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市场自会告别疯狂，实现“软着陆”和多赢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唯一有可能引发市场暴跌，让股民尸横遍野的，只可能是政府不当的干预措施。5月30日午夜，财政部以偷袭式的手段上调印花税，市场连续四天疯狂、惊恐和崩溃性的表现，似乎为这一判断又增加了新的佐证。

从上调印花税市场的表现来看，惨烈之状无以复加： 5月30日当天，深沪两市快速跳水，沪指暴跌6.5%，两市跌停的非ST类个股超过850只，而跌幅在9%以上的个股更达925只；次日，大盘反弹，但个股普跌，当日跌停个股接近300只；6月1日，市场恐慌情绪加速蔓延，沪综指大跌跌2.65%，更有近700只个股跌停；6月4日，尽管三大证券报一致呼吁市场“回归理性”，显然难以阻止市场的恐慌性崩盘，沪指一路跌破4000、3900点、3800点和3700点四大整数关口，单日下跌超过330点，跌幅达到8.26%，深成指单日下跌964.67点，跌幅达到7.76%，双双创下单日最大下跌点数纪录，两市跌停的A、B股高达约1000只。据统计，深沪股市四天共计蒸发总市值3万多亿元，而数百只个股连续四天跌停的惨状，更为中国资本市场十多年来所仅见。这正应了加尔布雷思在《1929年大崩溃》的判断：“价格的下跌总比价格的上涨来的更快，一只充足气的皮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

至此，无论后市如何表现，如果单纯从评估政府公共政策的实效而言，毫无疑问，政府通过上调印花税抑制市场过热，防止股市暴涨暴跌的公共政策目标遭遇尴尬的“完败”，以此为拐点，“政策市”宣告完美回归，股市告别激情岁月，股民对政府的政策“用脚投票”，双方的信任降至冰点，市场做多的信心遭受重创，未来震荡下跌已成定局。按理说，在股市基本面今非昔比的情况下，印花税的调整并非股市不能承受之重，亦非打垮股市的重药，市场的剧烈反应，并非对调控手段本身的回应，而是对政府出尔反尔以及半夜突袭方式的抗议和鄙夷。市场的暴跌只是表面的，后面隐藏的政府政策的公信力以及政府在股市的角色等深层问题确实值得管理层和各界的深思。

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而言，投资者与监管者之间的信任契约是维系市场活力的关键，投资者支付的不仅仅是股票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期，更重要的，还包含着对监管者监管能力的信任和对市场有效性的认可。“安然事件”后美国股市的暴跌并非市场的基本面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而是投资者对美国监管系统投了不信任票。在中国股市的语境下，股市的沉浮起落，并不是取决于公司的未来收益等基本面而主要取决政府的政策变迁，政府是投资者考虑自己的风险函数的最重要的变量，就投资者对风险的敏感而言，其对政策风险的敏感显然高于投资风险本身。为什么投机盛行，缺乏长期的价值投资者？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者对于政府政策和监管能力没有一个长期良好的预期，这是解读中国目前股市各种问题的关键。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一直强调跳出“泡沫之争”看中国股市，用格林斯潘的话说，判断一个市场究竟有没有泡沫其实并非易事，因为泡沫是否存在，只有在泡沫破灭的时候才能看到。“泡沫之争”掩盖了中国股市的真正问题所在。应该说，中国股市最大的风险不在于投资者的不成熟，不在于股市过热，而真正在于投资者对监管层监管能力和政策不确定性缺乏信心。投资者不成熟不可怕，市场的游戏法则会让其快速成长，而如果投资者对监管层缺乏信心，则股市的长期发展显然很难保障。如果说中国股市目前有泡沫，最大的泡沫则是由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行为而产生的“违法泡沫”，因此，我们可以说，泡沫来自投机的盛行，而投机的盛行则有源于政府的监管不力和不当的干预政策。在政策朝令夕改和监管不力的情况下，投资者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选择投机，选择短期行为，这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能够逃避政策风险打击的投资之道。

正如诺斯的“国家悖论”所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从中国股市短短十多年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暴跌暴涨无不和政府的不当干预紧密相关。这次上调印花税所引发的市场反应来看，政府及其公信力无疑已经成为股市竞争力最薄弱的环节，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政府炫耀武力般的无处不在，父爱主义的泛滥。政府不但没能为股市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结构和长期的政策预期，反而成为股市暴跌的主要原因，这是政府和投资者都不原意看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如果政府比投机者了解的情况更多，那么，解决危机的正确方法就是由政府公开披露信息或者说明它的经济预测，从而帮助人们了解市场信息，消除人们对市场的担心。政府大可不必在公共政策的出台方面耍小孩子脾气，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一项措施的出台，都会被民众的“理性预期”而化解。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民众博弈政策，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最正常不过，政府不必以为挑战了自己的权威而大加光火。否则，只能影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和政策目标的实现，引起股市的报复性暴跌，这是和政府调控股市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也是和我们建设真正的法治、民主政府的努力背道而驰的。

2007年5月30日，在中国股市暴跌的历史上算不上空前绝后，但这却是中国股民所经历的最恐惧且最难以置信的一天，它构筑起一座重要的金融里程碑，因为这一天标着着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在股市的声誉和权威遭遇市场的一致抵抗，这也许会成为中国全面清算政策市的开始。政府应当下狠心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从政策的透明度和政策的公信力等方面使“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的风险完全成为投资风险而非政策风险，让“国家信用”真正嬗变为“市场信用”。对政府和投资者而言，双方对市场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打造一个稳定、健康、有竞争力的文明市场是投资者和政府共同的目标，无论暴涨还是暴跌，都非双方的可选择之项。面对市场的暴跌，政府不应当保持可怕的沉默，而应该主动向市场解释自己的政策目标，防止政策成为市场逆转的拐点。对于投资者关心的资本利得税、加息等政策措施，政府应该向美联储学习，事先不断向公众释放正确的信息。对于投资者而言，亦应舒缓情绪，正确回应，选择合作而不是和政府较劲，如同媒体所言，政府与股民应该选择“共舞”而非“动武”，推动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希望政府拿出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心，最终退出市场，安心做好监管和制度建设，市场自会恢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