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股市“5.19”八周年之际，继4月30日提高准备金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宣布加息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决定，自今年六月五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零点五个百分点，至百分之十一点五。同时，自五月十九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在同一天宣布加息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属罕见。将两大货币政策工具一并使出，央行官方的解释，是为“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和投资合理增长，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蕴含着央行对当前宏观经济特别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忧。

央行加息之举，虽然一再强调不是直接针对股市，但其对股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五一长假之后，股市无视各界的警告，在“贪婪和恐怖”之中保持着牛市的态势，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2005年的998点到今年5月9日越过4000点，并在5月14日再创新高，达到4081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一路狂奔。股民开户人数屡创新高，停留在股市的资金超过万亿，种种的迹象表明，中国股市似乎处于一个极其典型的“非理性繁荣“状态。对于股市的这种“非理性繁荣”，在监管层强化投资者教育、加大对市场违法行为监管的同时，通过加息等更加迅猛的手段似乎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货币政策应当关注资产价格，这是格林斯潘以来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当实体经济没有吸收过多的流动性的时候，流动性过剩就会在资产价格上表现出来。但是，当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时候，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来控制它，却总是显得鞭长莫及。事实上，对于加息能否刺穿股市的非理性“泡沫”，历来就有争议。股事如棋，1996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面对美国股市第一次喊出了“非理性繁荣”的警告，在人们期待着美联储祭出加息等严厉的行动的时候，但格林斯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道琼斯指数在随后思念的时间里从5000点攀升到了12000点，随后是泡沫的破裂。2002年8月，格林斯潘为自己当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抑制泡沫的行为进行了辩解。格林斯潘认为，股市又没有泡沫，并不好判断，因为只有在泡沫破灭的时候才能知道泡沫的存在。同时，对于股市泡沫，格林斯潘也不能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的疗法，提高利率也许能收缩泡沫，但是这一政策给经济整体造成的代价是巨大的。

加息历来是一柄调控经济的“双刃剑”，从一般的逻辑框架而言，货币政策面临着博弈的困难，因此，格林斯潘对加息的保守哲学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考虑到美国道琼斯指数在1996年后的四年之内攀升到12000点的话，那么1996年由5000点到6500点就被格林斯潘视为“非理性繁荣”似乎有点杞人忧天，考虑到中国股市从2001年之后一直停滞不前，和宏观经济严重背离，上证指数目前到4000点其实并不高，但局部的过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当前的过热，学界大多数人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但背后潜藏的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居民投资渠道单一的问题。在金融开放和投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用脚投票如何选择不言而喻，股市的财富效应自然而然让“理性的经济人”把资金投放到股市。

央行加息，是想通过解决流动性过剩为股市降温，但从目前的市场的资金结构来看，五一长假过后，散户的新增资金已经是机构的2倍，中国股市的投资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央行通过加息，回笼流动性过剩资金，对于股市而言，短期不会发生明显的效应。同时，考虑到加息之后，国际热钱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将再次提高，部分热钱在人民币升值之前仍然会流入股市，加息的政策效应将大大降低，加息不会成为中国股市的历史“拐点”，因此，全球化背景下，央行提高利率不仅无助于缓解流动性的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流动性。因此，加息非但不能成为治理股市结构性泡沫的利剑，反而因为其可能导致的国际热钱的涌入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对宏观经济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毁灭的种子”，正因为有此担忧，这次央行加息的力度仅仅是“试探性”的。

事实上，我个人一直认为应该跳出泡沫之争来考虑中国股市的一些深层问题，当前中国股市过热的根源一是长期停滞之后的自然反弹，二是投资渠道的单一，三是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导致的投机过热。解决投资渠道单一问题的最好路径是打破金融垄断，通过金融开放和创新，增加优质金融资源的供给，为投资者开辟新的投资渠道，疏导资金。同时，由于内幕交易的盛行，投资者的非理性“信心泡沫”极度膨胀，这是当前最令人担忧的。因此，治理股市的过热，更好的办法应是让人们对风险有更客观、冷静的评估。监管机构应该加大对内幕交易、操纵价格等市场行为的打击，维护投资者对监管的信心，挤出因内幕信息等违法行为导致的不当泡沫。股市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市场的大起大落不仅无益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股市大落导致的危机蔓延更会对中国金融改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在为预防风险采取措施的时候，而引起更大的风险，这是一个谁都不原意看到的结局。

(南方都市报经济人之马光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