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施南生，大部分影迷是因为徐克及电影工作室。本以为，她的身份贡献与徐克呼吸与共，犹如方逸华之于邵逸夫，陈明英之于向华强；事实上，施南生绝不止是电影工作室的“管家婆”，更是业内公认的“女诸葛”；最难得是她对行政制片、后期制作、宣传发行各个环节尽皆精通，亦因此引得林建岳、黄百鸣、江志强、于冬等电影大亨争相礼聘她出任公司要职。

    与其他知名香港影人相比，施南生的特色在于统筹整个项目的运作：做行政，未必高过庄澄；做制片，未必强过崔宝珠；做发行，未必赢过张家振；但她胜在融各类资源优势，以专业制作精奇包装，将香港电影推向国际。是以，如施南生这等人物，对于华人电影界，无论什么时代，都属稀缺。

    施南生其人，确也堪称女中豪杰，精明干练，酒风浩荡，有气质，有品位，有语言天赋，天生外交家的风范，自认乃老派长情之人，是名作家亦舒最想成为的那种女人。她浸淫电影界已有三十年，目睹或者亲历诸多电影传奇，本身亦有不少专业经验可供借鉴——与施南生聊天，听众无论影迷抑或业内，注定是拍案惊奇与受益匪浅两种美妙感觉并存的……

    七十年代女人秀

    施南生在香港读书长大，1967年香港暴动，开工厂的父亲为以防万一，托朋友将女儿带到非洲加纳读书。当时施南生15岁，但已有主见，眼见就读的学校只有13个学生却来自9个国家，就知道肯定学不好，于是去了英国读寄宿学校。1971年，施南生考入大学攻电脑和统计学专业，每日关在电脑房里，不与人打交道，又冷又闷，颇不适应。学成返港后，施南生本意是想做记者，但阴差阳错，经朋友介绍，去一家公关公司打工。期间TVB举办环球小姐选美活动，需要一个懂几国外语的女孩做节目，结果施南生就被编辑陈韵文（后来成为香港著名编剧，代表作有《疯劫》、《撞到正》）推荐进来。“那档节目叫做《环球小姐大会日记》，有两个编导，一个是沈月明，就是现在于仁泰导演的太太，我跟她变成好朋友。后来TVB要跟我签约做主持，我不太懂，就问沈月明，她说你这个脾气太像老外了，不太适合。签了TVB，成了它的员工，就会对你很严格。如果是过来玩，就对你特别客气。况且我有别的能力，还是做外援比较舒服。”

    在公关公司做了三年，施南生自认学了很多，之后蒙朋友介绍去“佳视”宣传部，谁知去了不久佳视倒闭，只好又随朋友去了“丽的”（亚视前身），但这次她决定不做宣传。“我常跟年轻人说，做一个工作有两点最关键：第一是你喜欢的，第二是你有能力做到的。我肯定不喜欢做宣传，做下去如果做得好加我薪水我又舍不得走，到时每天怨气冲天，过了几年就变大姐了，不愉快，很臭脾气也走不了。”施南生本来打算在“丽的”做满六个月宣传就走，但与一班编导混熟之后，制作部总监麦当雄认为她更适合做制作，便调她到制作部做节目副总监，这回施南生才算真正踏进电影圈。

    “我是78到81年在‘丽的’，那个时候正是新浪潮，很多人都是这几年拍他们的第一部、第二部电影。很多天子骄子都在‘无线’菲林组，‘丽的’做得很成功，第一次收视把TVB打下来了，可惜后来股份卖给澳洲人，大家也就散了。麦当雄出去做电影公司，叫我去参加；许鞍华和陈韵文拍《撞到正》也找我，说要拍一个全女班，叫我做制片。但我一直没有，那几年电视台干得很辛苦，我说要好好休息，我不想答应谁。当时TVB要开一个早上的节目，也请我去出镜，我不喜欢出镜，不想做得不开心，所以就跟徐克去了美国，回来就说我们结了婚。”

    施南生最早知道徐克，还是在“发小”张培薇的信中。当时两位好友一在英国一在美国留学，互相通信时，张培薇经常提及一起玩话剧搞活动的徐克，大赞他多才多艺。徐克于1977年回港，与施南生第一次见面已是翌年，“说来凑巧，我和张培薇正在尖沙咀的日本料理餐厅吃饭，张刚说早知叫徐克一起来，话音刚落，徐克竟然走过。那是我们首次见面，旁人说是一见钟情。”

    七星聚义新艺城

    ①“管家婆”创制立威

    上世纪80年代初，麦嘉、石天、黄百鸣的奋斗公司得金公主院线资金支持，改组为“新艺城”。三兄弟想大展拳脚，却又不愿再拍《咸鱼翻生》、《疯狂大老千》那类民国功夫戏，恰好当时新浪潮崛起，拍出不少耳目一新的凌厉佳作，新艺城就想找新浪潮导演合作。“怎么找新浪潮？他们买了一份平常根本不会看的《电影双周刊》，装模作样的，先把徐克，章国明这些名字搞清楚。一打听，谭家明在嘉禾，章国明去了邵氏，还好吴宇森（执导了新艺城创业作《滑稽时代》）跟徐克认识，就介绍大家谈谈看。我记得是在半岛酒店，当时很流行在那里喝茶，就看到石天麦嘉跳过来了，两人穿得一摸一样，都戴着皮帽子，穿着毛皮小夹克，牛仔裤，喇叭的。我和徐克装得很热情。等他们走了之后，我就说，怎么穿得跟黑社会一样，当时电影界有很多黑社会就是这样穿的，哈哈。后来大家熟了，一次去他们公司玩，觉得真的很奇怪，麦嘉、石天都是天黑才上班，黄百鸣好一点，除了一个小秘书，就没什么人了。我就想，这个公司弄不大的，得找个人管管。”

    施南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新艺城“管家婆”的居然是她自己——“他们说徐克旁边那个妞挺有型的，就找她这样的。结果黄百鸣来找我，说新艺城前途不得了，正在起飞，他是很会说，但我们做管理的很严谨。我就问，你们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他不懂回答，就说：你觉得呢？那你们一年拍几部电影，多少生意，多少预算呢？他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我说你们打算有什么规模，规模多大？他只好又说：你觉得呢？后来黄百鸣跟我讲，这些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想找个人来管。我本来想跟他们多熟悉、了解多一点再说。但徐克已经帮新艺城拍了第一部戏《鬼马智多星》，票房很好，还得了金马奖，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结果有一天黄百鸣就跟我说，我把你这个月的薪水存到你银行户口里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赶快去上班了。

    新艺城除了麦嘉、石天、黄百鸣和徐克施南生夫妇外，又有曾志伟和泰迪罗宾加入，最终凑成七人小组。群雄皆耽于创作，只有施南生负责日常行政和制片管理，在这方面，她是从零做起，一手设计了新艺城制片的行政管理模式。“新艺城制片部以前没有制片经理，以前每部戏都是部头的，投资公司那边派来一个会计，拍戏时就拿一包钱给你用。一开始我不太熟悉电影的流程，后来发觉电影制片虽然跟电视不太一样，譬如电视是每天一定要拍什么，电影则不一定，但基本差不多。我在电视台时，一天有十几组人在外面拍戏。每个副导演包里面都拿了几千块，几万块，他自己工资才两千。我不是说这有什么坏处，但万一他把钱丢了，你信他？你罚他？你要他还？你要他命！所以电视台建立一个制度：签名。比如今天新来了个临记，他不会跑，你认得他就好了，一个月结一次帐，把现金减得最低。我对电影不熟，就先用影印的手写的，试试看。把这个制度试好了，我们才一式三份印刷印出来。他们制片当然不高兴，人是奇怪的动物，改了他的习惯就不高兴，管它好还是不好的。我知道一定会有抗拒的，但我很决心做这个事情，尽量跟他们协调。结果二十几年后，那个表还没有改过来，哪个开工拍戏了，就把那个LOGO盖住，放上自己的LOGO，又印一批一样的。现在还在用，我就很诧异，二十几年了，应该有改良的空间吧。”

    当年新艺城获得“金主”金公主全力支持，需要钱只要打电话，那边马上摆好钱等你来拿，但施南生深知，拍戏必须做预算，必须要向院线负责，至少有三个大的档期一定要给金公主供片。“通常新年、暑假、圣诞有四到六部戏，还有小期，像中秋，我们就会规范起来，譬如一年一亿的预算，我怎么分配？大的多少，中的，小的，人手方面的。所以就要排出来一个时间表，先是你拍，主演是谁，摄影是谁，剪辑是谁，拍完差不多，这一轮摄影师是这几个，通常过完年就开工，差不多就是暑假或者年底的戏。暑假之后秋天正好拍戏，拍明年、过年的戏，节奏都是这样的，我发觉过了三十年都是不变的。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一般有规范的公司，差不多都是这样。”

    在施南生的努力下，公司的行政、预算、制片等环节都有了全新的规范，新艺城开始步入正轨，但就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七人小组发现了一个头痛的难题：手上没有当红演员……（亦因如此，才有了后来“七怪闹香江、天价请歌神”的影坛传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