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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十年绍兴优秀文学作品选》前几日首发了，<小说卷>收入我的《广陵散》和《今夜无人入眠》。

《新世纪十年绍兴优秀文学作品选.小说卷》序

                                   洪治纲

在阐述狄更斯的小说世界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是贪得无厌的，有权势欲望的，是被渴求权力的野心烧焦了的，对什么都不满足。他们全都贪得无厌，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征服者，都是彻底的变革者，同时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暴君，他们都具有拿破仑式的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也都是性格刚烈和热情兴奋的，他们的意向就是要抛弃这个世界，并且在对现实生活最庄严的不满足中追求真正的生活，他们不想做个公民和普通人，他们每个人都从极其谦恭里闪射出要当救世主的危险的骄傲。巴尔扎克的主人公想要奴役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想要战胜全世界。他们两人都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紧张精神，都勇往直前，走向无限远的地方。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都很谦卑。……他们的理想是一种市侩的理想，一种小市民的理想。”不要轻视这种小市民的理想，茨威格反复强调，“在这些尘世的，最为尘世的作品里，伟大和不朽就在于它们中有个放射光芒、给人温暖的太阳。”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茨威格的这段话，是想说明，作为人类可能性生活的一种审美表达，小说在展示极端人性和极致命运方面，确实一直保持着高涨的热情。无论是传统作家还是现代作家，他们都渴望在小说中建立一个独特的、非凡的世界，一个向尘世生活说“不”的世界，一个渴望奴役或拯救世俗人生的艺术世界。只要稍稍梳理一下中外小说史，看看那些名篇杰作里的经典人物形象，绝大多数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他们深入尘世而又超越尘世，无论雄心勃勃抑或忍辱负重，最终都跨越了日常生活的栅栏，呈现出生活的异质性，即使贾宝玉、孔乙己也不例外。

但是，有趣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向繁琐的尘世生活弯腰致敬了。奈保尔和雷蒙德·卡佛，就是两位大师级的代表作家。这也反证了茨威格对狄更斯的预言性判断：狄更斯像诗人一样创作了英国的田园诗，尽管它始终“停留在人世间规定的轨道上，停留在可爱的事物中、令人感动的事物中，停留在惬意的事物和市民的事物中”，但“与强大的东西相比，我们可不要对微小的东西、满意的东西有丝毫的轻视。……它（即微小的东西）的出现是为了消逝，就像激动中间的喘息、努力前后的提劲，以及怦怦跳的心脏里满足的瞬间那样。”事实上，就小说而言，这一点同样也十分重要。我们固然崇敬那些宏大叙事，推崇那些“可能性生活”的极致性叙事，包括史诗般的文本建构，但也不能忽略日常生活中所蕴藏的审美价值。所以，纳博科夫曾极力强调，小说家应该具有一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本能。

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本能，表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就是作家能够呈现各种日常生活中意想不到而又妙不可言的细节。一部小说，只有在面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处理上，显得丰盈、充实、灵动、妖娆，具有耐人寻味的叙事质感，它才有可能超越于客观生活的表象经验，也才有可能展示作家独到的审美发现，体现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潜力。也就是说，作家只有在那些看似很不经意的地方，发现并展示各种可能性的生活，延宕或拓展各种难以言说的人性状态，使那些看似庸常的“琐物”在叙事中变得熠熠生辉，才能使自己笔下的“谎言”揭开那些懵懂的世界。

应该说，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也开始重新关注起日常的尘世生活了。很多青年作家开始渐渐挣脱1980年代的启蒙思维，在“新写实”大潮的冲击之下，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文学理论界也相应地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艺术命题，尽管这个命题充满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趣味，尚未能够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但它已注意到了当代小说的这一审美倾向。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种审美倾向在小说创作中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突出。很多重要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都在探究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各种人生况味和生命肌理，像王安忆、铁凝和迟子建的大量作品，都是如此。“70后”出生的作家群更是如此。他们的小说几乎很少涉及宏大叙事，常常自觉地沉迷于日常生活的细部，从中拓展那些栩栩如生而又令人回味的生存境况。对此，我曾专文进行过阐述。

阅读绍兴作家们在新世纪以来所发表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我曾在刊物中零星地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隐约地觉得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十分精妙，但这次集中品读之后，此种感受更为深刻。我发现，他们很少关注那些社会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也不太注重表现所谓的现实重大矛盾；他们的写作，似乎自觉地远离了官场小说、底层写作、新启蒙主义等热闹的文学现场。他们的全部心智，都在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之中，崇尚感性、丰盈、鲜活的生命形态的再现，并力图凸现这种尘世生活的内在韵致。就像茨威格评述狄更斯小说时所说的那样，它们常常停留在一种小市民的生活理想之中，展示各种惬意而自足的生存况味，当然也包括各种因生存的错位而引起的尴尬与荒诞。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小叙事”，形而下的成份居多，很难具备深刻的理性意义。但是，如果仔细地品味，我们会发现，这些小说之所以撇开了那些既定的、观念化的理性意义，是在试图重构一个个立体化的人，一个个在现实伦理中寻找自足感的人。如果往高处说，它们试图在重塑人类“完整生活”的过程中，既确立人的身心存在的统一性，又确立人与物之间的统一性，并进而传达“对日常生活的诗学肯定”就是“对人性与生命的自觉肯定”这一哲学思想。

比较典型的作品，就是马炜的《去砍人》。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在叙事的开端，主人公杜狠就肩负着替父报仇的重大使命，以致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被这一使命所左右。成年之后，当杜狠雄心勃勃地踏上为父寻仇的道路，并因此而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时，除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他对仇人依旧一无所知。于是，这群“力比多”极为充沛的青年人，怀着寻仇的亢奋之情，开始在那座小城里四处游荡，继而认识了单身的赌球女人。当这个女人成了杜狠的女人之后，一切开始分崩离析，世俗生活的强大逻辑逐渐规训了他们。他们那强健的肌肉开始变成松弛的脂肪，复仇渐渐成为一种愚蠢的想法，老大杜狠也成了父亲。随着女人的离开，一切归于平静。也许女人丈夫宋平方的寻找，是杜狠命运的另一种延续；也许杜狠的人生原本就是命运设定的一个骗局。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以其灵动的叙事，再现了这群庸常却很鲜活的灵魂——他们没有远大的人生志向，没有理性的生活目标，只有通过刺激和冒险，来安顿自己躁动的青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激情。他们像一群没有归宿的狼群，有厮杀的野心，却没有勇气和胆识，并最终消融在世俗生活的伦理之中。

这也许就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一群年轻人，在庸俗不堪的尘世里，终于做了一回江湖的梦。有那么点荒诞，也有那么点叛逆，但他们终归还是生活在既定的轨道之中。斯继东的《今夜无人入眠》也是如此。这篇小说以一种近乎亢奋的语调，展示了一群现代城市青年躁动而无序的精神状态。他们有点钱、有点闲、有点身份、也有点思想，所以他们不甘平庸、不甘寂寞，总想寻找点小刺激、小兴奋、小反叛。随着一场帕瓦罗蒂音乐会的到来，李白、毕大师、黄皮、马拉、赵四小姐等等终于聚到了一起。有趣的是，随着音乐会和酒会的结束，马拉在送赵四小姐回家后失踪了。于是，李白、毕大师、黄皮在接到马拉妻子的寻问电话后，开始了各自充满暧昧意味的推测和判断。这些推测和判断，表面上都是为了寻找真相，甚至还带有强烈的证实意味，并且结果都趋向一致——马拉与赵四小姐肯定存在着暧昧关系。而当马拉进行自我复述时，虽然颠覆了三位朋友的推测和判断，但也不是绝对的可信。事实上，整个叙事正是在这种暧昧状态中前行，围绕着暧昧，所有人都陷入“今夜无眠”之境，而在“无眠”的背后，既有精神空虚的现实镜像，又有庸常秩序被打破后的亢奋。

列斐伏尔曾经指出，“日常生活”不仅仅体现为每个人的孤立生存之事，更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具体领域，来具体呈现个体存在的多重生活内容。据列斐伏尔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关系”状态。一方面，它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互动过程，即，日常生活首先是个体的人的物质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物质的消费过程，人与物之间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交融、互为相依的动态关系。人对物的依赖是生命存在的合理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即，日常生活必须体现人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存在的基本属性，体现人与人之间的诸多交往行为和社会伦理，包括家庭、工作、娱乐等等。也就是说，真正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很平静、庸常，但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生命自身的内在质地。所以，作家在面对日常生活时，需要有一种敏感的艺术触角，能够有效地捕捉到那些富有表现力的事象，捕捉到那些说不清的细节，从而呈现那些被我们日常经验所遮蔽的生命基质。它不一定具有形而上的深刻意义，但可以展现各种丰富而又隐秘的生活肌理，耐人寻味的人生情趣，就像阿特伍德所说的那样，“女主角的服装在她的乳房上面谨慎地沙沙响着；或者谨慎的乳房在她的服装下面沙沙响着……要处处谨慎，像一片雾，一片只能隐约看到事物轮廓的毒气，幽暗中闪现的倩影，呼吸的声音，滑到地板上的缎子，露出什么？我认为无关紧要。一点也不无关紧要。”

的确，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来说，“露出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精确地传达人们在常态生活中的特定言行，甚至是无意识状态下的、感性而丰盈的生存形态。我以为，这是小说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基本属性。丁国祥的《茶香》就是如此。它虽然叙述的是江南的茶事，从种茶、摘茶到烘茶、卖茶，没有什么波澜，然而在财夫和国燕的生活里，却有着别样的情感和意味。儿子有体面的工作，子女都很孝顺，夫妻俩衣食无忧，但他们依然整天起早贪黑地忙于茶事。表面上看，他们过于劳碌，体现了中国农民勤劳和忍耐的精神品质；而实质上，它在极为密实的叙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却是乡村农民对劳动本身的眷恋，对“茶香”的眷恋，或者说是对土地的眷恋，以及夫妻之间极为深厚的情感。它很难用理性的眼光来进行价值判断，但是却呈现了普通农民在家庭、夫妻、农事等诸多方面的伦理特质，浑厚，温馨，宽广。他的《身份》则以一个叫梁生的打工者为主线，通过他的眼光及遭遇，展示了都市底层民工的生存境况。小说没有编造什么大苦大悲的情节，也不像某些“底层写作”的作品那样，动辄推演杀人越货之类的极端人性。作为一个仓库保管员，梁生最大的困扰就是虚空，因为财力所限，他无法到那些灯红酒绿的世界里打发时间，只能游走在附近的小区之中，偶尔也碰到同样虚空的异性，还有了所谓的“一夜情”。不料，欲望的闸门开启之后，想自觉地关上并不容易，于是他开始找小姐，继而被警察逮到，坐监半年。有趣的是，当他回到仓库来取行李，老板还继续挽留他，也使他明白了“除了是一场教训，这场所谓的人生污点，对我生活的影响应该不再会有任何作用。”是的，这就是繁杂的城市，它以特有的世俗伦理掩盖了某些道德污点，并因此而彰显了另一种人性关怀。

马炜的《五十敲破鼓》以一个婚外情的故事为依托，演绎了当今现实中一些“小眷内”的情感生活。因为丈夫都是些暴发户，常年置身于全国各地的商业战场，导致这些“小眷内”只能像活寡妇一样守着家门。王丽萍和白丽萍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她们有钱，有闲，有欲望，自然也就有了情人。但情与欲总是存在着诸多难以言说的冲突。当白丽萍发现自己怀上了情人黄华的孩子，不得不独身远赴北京做了人流。在理性上，她要保护家庭，守住所得到的一切物质生活，而在情感上，她又痛惜被流产的孩子。在与黄华通电话时，她不无遗憾地说他们的孩子“死了”，但其内心的剧痛，几近撕心裂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鱼和熊掌无法兼得。他的《回家》则像一个现代寓言，演绎了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意愿在现实秩序中的溃败过程。乔叶有才能，是小城的文化名人，但他更有个性。他渴望一种没有束缚的生活，结果在去省城的路上丢了钱包，从此陷入一种混乱而失控的生活之中，最终死于一场车祸，且身首分离。乔叶“回家”了，但在世俗之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格格不入者，不可思议的人，所以最终被世俗社会所扼杀。或许，马炜正是想通过一种另类生存的推演，展示日常生活内在的强大逻辑及其巨大的制约力。

张立民的《茶叶罐》和《美网》同样也是叙述身边人物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却将一些生活内在的东西进行了巧妙的掩饰，就叙事策略而言，颇有些“冰山理论”的意味，又有些“声东击西”的特点。《茶叶罐》中那位独身的年轻女房客，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退房后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在衣橱里留下了满满一柜子的茶叶罐，而且每只茶叶罐里都装满了烟蒂。这些烟蒂暗示了年轻女人怎样的生活？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又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美网》中的关羽约“我”晚上去他家看美网比赛，结果关羽自己却溜之大吉，留下娇妻与“我”在家闲聊，欲望之火导致两人险象环生。它似乎是关羽故意设置的一个陷阱。但是，这个陷阱究竟要埋葬什么，我们同样也无法得知。或许，对于张立民来说，生活本身就是无解的，所以，他总是津津乐道地在小说中设置各种开放性的通道，展示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存在。

黄旭东的《四日三夜》和《我来讲一件事》更追求故事的叙述手段。前者叙述了几位驴友的一次探险，说是探险，其实没有什么险情险境，纯粹只是一群都市人为了让生活亢奋一下而已。后者将笔触探入历史深处，并以多头并叙的方式，让叙事从县里出版的抗战文史资料讲起，由日军“掳走南大街安记鞋帽店伙计壹人”说到在南大街显赫一时的安家，又由安家说到拆迁，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还频繁地说到“这不是我要讲的”，然后才慢慢抖出七、八年之后的内战时期，安家的安四小姐在空空的大宅里等待丈夫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缠绕，彼此交叉：一是作为安家后代的“我”以叙事人身份进入即将拆迁的南大街，不断叙述这条古老大街日趋颓败的情形；一是安四小姐在空寂的大宅中急等丈夫刘舆明来接她，在等待中，作者借安四小姐的脚步，对安家大宅进行了一番实景描绘；一是和坤对安四小姐所讲述的自我身份，以及刘舆明的被害。这几个故事融会在一起，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指向革命年代的残酷记忆，又直入血缘伦理的隐密内核，将革命、性和血缘聚合在一起。它的余韵在于：“我”的亲生父亲刘舆明死于和坤的手下，而“我”在漫长的成长里，却一直将和坤视为父亲。这种认贼作父的羞辱和尴尬，又与历史的正义性结合在一起，“我”将如何面对？又如何承担？

斯继东是一个颇有爆发力的青年作家。他的《痕迹》和《广陵散》试图探讨一些历史背后所隐藏的诡异人生。在《痕迹》中，虽然“我”满怀希望，要将梅婷是烈士还是叛徒的真实身份调查清楚，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却发现梅婷既非什么烈士，也不是十分明确的叛徒。她只是非常年代里的一个弱女子，一个想得到爱、关怀和庇护的普通人。这种对人的还原，无疑超越了烈士和叛徒的政治角色，具有更明确的人性意味。而这，其实也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核心目标。《广陵散》作为一篇历史戏拟小说，以竹林七贤作为故事依托，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再现了七位名士狂放不羁的自由生活。它与其说是为了还原名士的风流个性，还不如说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的自由个性。这种立体的、多层次的“人”才是作家关注的目标，也是小说所凸现出来的审美理想。

谢方儿是一位老作家了。他的小说更多的是动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讲究故事的启承转合，在一种饶有意味的情节发展中，呈现日常生活内部的一些特殊状态。《夏天的发现》就是通过一个叫秦的中年男人跟踪一群骗子的经历，演绎了魔与道之间的较量。对秦来说，抓住青龙男人一伙，既为泄愤，也为除害，但是在一次次的跟踪过程中，他还是不断地成为受害者，丢钱，丢手机，被烫伤，报假警……以致将自己的生活完全打乱。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之后，秦发现了什么？他发现，在日常秩序之中，涌动着无数反逻辑和反经验的群体。这些群体，有其自足的世界和充满智慧的生存方式，令人匪夷所思却又无计可施。他的《望断天涯路》和《朋友唐宋明》也是如此。像谢方儿这样一直坚持写作的，还有朱振国、胡柏明、陈恩裕等老作家，他们在新世纪依然有新作发表，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从总体上说，立足于现代意识，自觉选择各种现代叙事手法，展示日常生活内在的生命肌理，重塑完整的人性和多元的生活，是绍兴作家在新世纪以来所体现出来的重要美学追求。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依我的阅读经验来看，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尤其是在叙述策略和对日常生活敏感细节的捕捉方面，尚欠足够的智性和灵性，但也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这也使我再次想起茨威格的创作。他的某些经典之作如《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等，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完美表达。所以，他在赞颂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也给了狄更斯无限的赞美。总之，写作是一个“慢”的事业，我想，作家们只有沉住气，不停地对日常生活的诸多事象进行“玩索”，才能写出更为耐人寻味的小说。我相信，绍兴的作家们经过岁月的历练，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12年5月于广州—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