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创作

罗兰巴特把书籍分为两种文本。一种是“可读文本”，另一种是“可写文本”。“可读文本”主要是供人娱乐消费的。“可写文本”却是能够引发和刺激人的思考，进而进行创作的。如果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一下的话，罗兰巴特所说的“可读文本”应该是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可写文本”则是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作为作家——精神财富的不断创造者和文明火炬的传递者，读书理应有所选择。毫无疑问，“可写文本”应该是其钟情的恋人。即便师从，也必师“可写”，不能仅仅在“可读”中“其乐也融融”。纵观古今中外，很多名家的思考和创造，都收益于读书，都得益于名家的启迪。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事实上，“可写文本”大都是优秀典章，对人的思考能够产生刺激电火花的作用。正如《工业电子学》中的触发脉冲，一旦加到电子管上，不仅很快接通电路，而且能够带来极大电反馈。当然，对于思考和写作来说，电火花的产生不是单向的，“可写文本”必须与读者的大脑进行碰撞才能产生灵感或者思想的风暴。因此，读书不仅要读，更重要的是要思，要写，不能黑瞎子掰玉米，掰到最后剩一个。

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的诸多著作自然是“可写文本”。他有一段关于读书的妙论：阅读使人充实，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多年来人们将其奉为经典，而知非先生却从这“可写文本”中读出了另一种结论：读史使人明智，却未必就弄权有术；读诗使人灵秀，却不能使脸盘“靓”起来；数学使人周密，未必就能预测股市风云更何论及股市黑幕；伦理学使人庄重，未必就能与现实功利结合得很好；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未必就是八面玲珑处处讨好的大能人。这自然是针对当今社会现实而言的，是一种极好的“可写文本”，它引人进一步思考，让我们向深处推论：一个人迷恋弄权有术，不读史怎么才会明智改弦？一个人面目可赠，不读诗怎么可能改变内在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