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楼子又开修了，这回是上色。晚上开车路过，老婆问为何年年都修？我说因为钱多呗，不花就没机会。老婆又问什么机会，我说你说呢？她就好像明白了,说这钱挣得真易。

    还有这广场上的花坛，年年摆年年拆。还有这旗杆和这些看旗的兵。十年前听人聊过，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没有升旗这一说，一二十年来都是一个人的差事，负责这一片卫生的清洁工早晨把旗拽上去，晚上估摸着差不多了，再给它拽下来；这清洁工是位本地大爷，一干就是几十年，碰上刮风下雨，兴许就免了这一升一降的折腾，大爷的主业扫大街，捎带手升降旗。到了八十年代，这一兼职工作被一再神圣化，先是班，再是中队，现在叫护卫队？先是正步走，再是指挥刀，然后是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

    做这些其实都可以理解，这么大一国家，十几亿乌合之众，治理起来不容易，民众需要仪式感，国家也需要被神圣，这都说得过去。说不过去的是治理的底线，搞这些巨费银子的面子工程之前，是不是先把治下那些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低层百姓给救济喽？这是政府的责任，不是慈善的事业。别说财政没钱，一座花坛得值多少斤粮食？

    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财政的每一分钱都取之于民，怎么才能把这些钱首先用到那些最需要救济的百姓身上？这事说来复杂，几代人都没整明白；说简单也忒简单：让民众真正当家作主，比如选举--谁把我的钱花错了地方，我就把谁选下去，换拨人接着帮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