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整理文件，找到一篇旧文。写的时候是2002年3月，明城墙遗址还没有变成公园，数以千计的贫民依墙而居。正是受惠于这一片破破烂烂的棚户区，这段如假包换的北京最早的明城墙才躲过了5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破旧立新，直到20世纪初才被“突然发现”。当时政府已经决定投入巨资，搬迁棚户，绿化周边，建成明城墙遗址公园。如今这个公园早已经建成，被崇文区列为“崇文三宝”之首。

    当时我正忙着采访为袁崇焕守墓的佘氏后人，佘家为袁大将军守了三百七十多年的墓，如今要被政府强令搬走了。某一天下午，我爬上棚户区后面的那段破败城墙，上面还有一人高的蒿草和成群的老鼠，中间最宽的那段，有一个拾荒者自制的窑洞，有人在墙体的夯土里挖了一个横向的大洞，洞里铺上砖头，外面围上塑料布和木板，蒿草掩映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发现这个简易的居所。当时拆迁令已经下达，窑洞里的拾荒者已经跑了，城墙下的棚户被拆得七零八落。我坐在城墙上，面对着不远处的哈德门酒店，发了一个下午的思古幽情；然后花了一个晚上写出下面这些文字。

    明亡至今已358年，北京城内残存的明朝遗迹也不多了。在崇文门和东便门之间，有一处长约一公里的明城墙，很幸运地躲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拆墙运动，成为仅存于世的最长的一段明城墙。去年底，北京市政府决定重修这段残墙。据称修复后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占地约13公顷，将重现北京的古风遗韵。

“北京的古风遗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按明代都城规制，最内层为宫城，就是现在所说的紫禁城；宫城之外是皇城，目前已没有遗迹存留；皇城之外是京城，周长45里。明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在京城之南又修了一圈重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门七，正南曰永定……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嘉靖皇帝新修的这半圈城墙，很像是给原来四四方方的京城戴了一顶长方形的大帽子，从整体上看不是很协调，有点头重脚轻的味道。

北京市政府意欲重修的这段残墙，是明永乐十九年（1422年）筑成的旧京城的东南段。这段经历了600年风雨的残墙，曾经是数百间自建民房的后墙。拆迁令已经下达，数千居民正忙着迁往别处。

站在东西向的残墙往南看，不远的广渠门内，有一个佘氏家族，从明崇祯三年（1630年）开始，为明末被冤杀的袁崇焕将军守墓，一直守到了今天，已经经历了17代人。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曾做过广东邵武知县，被崇祯皇帝冤杀时，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登莱督师，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两大军区的司令员。

袁崇焕堪称百年不遇的将才。他一直“以边才自许”，在邵武做知县不到三年，就趁着进京朝觐的机会，托御史侯恂向皇帝说情，跳槽到兵部，从此开始了他扶大厦于将倾的悲壮事业。他曾单骑巡阅山海关，向皇帝夸下海口：“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他顶住压力，坚决把防线前推二百里，下大力气修筑宁远城。他率一万军士智守宁远城，将后金皇帝努尔哈赤击落于马下，重伤不治，丧命于宁远城外。

崇祯皇帝即位后，袁崇焕赴阙面奏：“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还不到二十岁，与早夭的前任皇帝朱由校相比，显得过于勤奋了。朱由检太想解决辽东问题了，他对“口出狂言”的袁崇焕言听计从，并一再加官晋爵。袁崇焕本人也越干胆越大，竟然真地动用尚方宝剑，将抗敌不力的皮岛守将毛文龙一刀拿下，从此让生性多疑的小皇帝疑窦丛生。三个月后，皇太极率领十几万精锐之师，绕过袁崇焕驻防的辽东防线，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被迫千里驰援，与敌大战于广渠门外，目前这段仅存的城墙，见证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激战。当时的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有人说后金大军是袁崇焕引来的，甚至有童谣唱道：“投了袁崇焕，鞑子减一半。”（投，即捉拿）皇太极抓住机会实施反间计，多疑的崇祯果然中计，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半年之后，磔袁于市，时年46岁。

行刑那天，京城百姓争睹于道，许多百姓花钱买袁崇焕的皮肉下酒，以表达对汉奸的切齿痛恨。袁部旧将佘将军不相信袁督师会投敌叛国，趁着月黑风高，将袁氏头颅从百尺高杆上盗下，深埋在广渠门内的自家院里，这个院落的原址，就在今天的东花市斜街北侧。佘将军从此辞去官职，隐姓埋名，为袁大将军守墓，临终前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不许再回广东老家，世世代代为袁大将军守墓。

这是1630年发生的事，到今天为止，时光已经流逝了整整372年。不久前，第17代守墓人佘幼芝接到拆迁通知：袁墓保留，佘氏迁走。

三百多年转瞬即逝，期间种种情状让人不忍。我想起清初诗人赵文庵的一句诗：

万古大明一抔土，春风下马独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