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田的成份不好，这个干瘦的富农分子和我爷爷的关系不错，我爷爷的成份比他还孬，是村里唯一的地主。两家的孬成份连累了两家的孩子，袁运田的五个儿子和我的四个叔叔都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还都打着光棍。我爹是家里的老大，赶在还不太讲成份的时候娶了我妈，提前摆脱了地主成份的束缚。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

后来袁家的五个儿子和我的四个叔叔都通过各种方式成了家立了业，其中的几个背井离乡跑到新疆安家落户。这几个人的谋生经历完全可以用“不堪回首”来修饰。

到了二十一世纪，袁运田和我爷爷都上了八十高龄，垂垂老矣。他们的同辈人都快死光了，两个老头子经常在一起拉拉呱说说话。

袁运田的晚年生活不太好，老伴先他而去，他跟着大儿子过。大儿子日子过得很紧吧，除了几亩旱地，没有其他收入，老头子跟他过，得看他两口子的脸色。按村里一个很会编排人的家伙的说法：老头子吃第一个馍的时候，大儿媳妇不说什么；吃第二个馍的时候，大儿媳妇就不高兴了；如果去拿第三个馍，大儿媳妇肯定得戳着大儿子的鼻子指桑骂槐：“你呢娘干什么呐，不干活光吃饭！”老头子就不敢再吃了，只好拄着拐棍站到院子里喝西北风去。

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袁运田对他大儿子不满意却是真的。有时候两个老头子坐在一块拉呱，说着说着就开骂儿女不孝顺了，一边咳嗽吐痰一边长吁短叹，有时候还掉几滴老泪。农村老人并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总是乐呵呵地作颐养天年状，他们没有退休工资和养老保险，吃穿用住都离不开子女，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至关重要。

后来袁运田去了一趟新疆，他三儿子早年逃荒到阿尔泰山一带去淘金，在那儿找了一个外路人（非本地人）成了家。老头子在三儿子家过了半年才回来。这半年应该是他最好的时光，他给我爷爷说了好几遍：“天天吃羊肉，梨和葡萄吃都吃不完；早上八九点天才亮。一辈子都是鸡叫头遍就起来干活，在新疆才睡了半年太阳晒糊了腚的懒觉。”

从新疆回来之后，袁运田还跟着大儿子住，他已经老得干不动活了，整天拄个拐棍在村里头转悠，有时候拾点柴火拿回家烧锅（做饭）。村里人倒没听过大儿子两口子报怨什么，也没人亲眼见过大儿媳妇不给他饭吃的事。

    去年的某一天，一个本家叔叔来北京玩，偶尔谈起村里的生老病死的事，提到了袁运田，说他已经老了（死了）：“头天晚上睡觉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掀开被窝一看，已经过世了。大家都说他的命其实不孬，没病没灾地就走了。五个儿子都回来了，后事办得还不错，收了不少帐子（丧礼用布），兄弟几个一商议，说老头子一直跟大儿子过，就都给他家了。现在你看他大儿子一家穿的，都是好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