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故乡之官舅

    严格地讲，官舅其实没有死，作为植物人，他在床上已经活了三十多年了。徐州矿山医院后头有一幢福利楼，官舅和他年过七旬的父母住在里头，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至少一个残疾人，他们都和官舅一样，是因工致残的矿工。

官舅是我母亲的表弟，小名叫小官。很小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一次，印象深刻。六岁那年，外公死了，我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烧纸，不到二十岁的官舅和他同为矿工的父亲从矿区骑着新洋车子（新自行车）来了，很阔气的样子。当时的城乡差别比现在还大，社员见到吃商品粮的工人跟见到大干部似的。

好像就是那一年，官舅出事了，坐罐车下井的时候，钢丝绳突然断了，罐车自由落体一百多米，一罐六个工人死了五个，官舅命大，压在死人堆上，留下一口活气。当时还没有“农民工”这种新鲜事物，所有下井的工人都是吃商品粮的正宗“老大哥”。计划经济时代的医院好像也没有成本概念，官舅在医院里抢救了很长时间，被救活之后就成了植物人，矿上派了三个工人照顾他，每天三班倒，每人八小时。其中两个是官舅的父母亲，从此脱离矿井和车间，自己的家成了新的工作场所，工作对象就是自己的亲儿子。每天朝九晚五，周日休息一天。官舅的工资照发，别人长级他也长级，别人过节领鸡蛋他也有一份，医药费全部报销。公家给他的待遇是视死如生，这样一过就是三十年，直到我写这篇稿子的今天，官舅仍然是徐州矿务局的正式职工，且不在下岗分流之列。据说养活官舅这些年的费用，可以用金子打造出一个真人。

十多年前，官舅的父母在名义上退休了，另一个照顾他的工作岗位上也已经轮换了许多人。但公家好像没再另外派两个人来照顾他，老父母仍然退而不休，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躺在床上的儿子喂饭，擦身子，接屎接尿。矿区的地面不断有计划地塌陷，官舅一家也不停地搬家，大约七八年前，他们从矿区宿舍搬到了目前的福利楼里，正式成为住在城里的人。

2003年冬天，我回乡度假，曾经到官舅家走过一趟亲戚。当时是下午两三点左右，他被扶到一张椅子里，坐在阳台上，可能知道我要来，老父母给他穿了一件浅灰色的西服。儿时记忆中那个骑洋车子的阔气少年已经踪影全无，眼前的这个官舅已经完全被喂成了一个发福的中年人，头发稀疏，头歪在脖子上，眼睛似睁似闭，嘴巴微张，斜阳照在脸上，竟然现出一些鲜活的气色。老父母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老母亲扶扶他的衣领，口里下意识地念叨着：“小官你看来亲戚了。”成人屎尿的骚臭味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若隐若现，我坚持坐着不动，认真听着两位老人的絮絮叨叨，逼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吃水果、喝茶。一直坐到太阳落山，我起身告辞，老母亲又扶扶官舅的衣领子，说：“亲戚走了，你看亲戚走了。”

我慢慢地站起身，两位老人已经是泪流满面。我坚持不让老人送下楼，慢慢地转过楼梯口，然后飞奔而下，冲出楼门，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感觉自己又获得了一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