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躁动年代的大众谈资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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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某SNS网站的页面，好友们的状态齐刷刷地与一个叫做《蜗居》的电视剧建立了关联。作为社会流行风尚的风向标，该网站出现某一话题的“刷屏”场面原本并不足为奇，而奇怪的是，这一部既非名导又非明星阵容，更没有多大艺术建树的通俗国产电视剧，何以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而就在我惯性地对此表示撇嘴和不屑之际，《蜗居》又悄然登上各大媒体，成为新闻焦点，“房奴”“敏感台词”“停播”“小三”“贪官”等标签让关于该剧的各种消息在海量信息中显得尤为扎眼。尽管我们能够明显嗅到其背后的炒作味道，但这么多观众乐意被裹挟进这种炒作中来，乐意关注这部电视剧所带来的各种议题，其原因还是在于《蜗居》本身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

     传播学认为，媒介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还是重要的影响源。当下，兼有艺术感染力和媒介影响力的电视剧艺术已经愈来愈多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催化作用。如果从电视剧的3个评价体系——艺术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来考量《蜗居》，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走过了“打造艺术精品”的唯艺术论时代、走过了“创造收视新高”的唯市场论时代，而今的电视剧的社会价值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显著提升——它也许并没有多大的艺术含量，并没有多强的商业噱头，但它一方面深刻地反映生活，一方面深刻地干预生活；一方面解释问题，一方面抛出问题；一方面将社会现实推向极致，一方面在不同的观众中建立起共通的心理联系和情感认同。因而，我们看到《蜗居》牵连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成为这个躁动年代的大众谈资：住房压力、地产黑幕、婚姻伦理、官商勾结、贫富差距……这些无不是每天充斥在新闻信息中的常客，却因为电视剧的艺术化表现而显得尤为辛烈、尤为真实、尤为撼动人心。当海萍、海藻、小贝、宋思明折射了当下国人生活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当公众的议论已经超出了电视剧叙事的本身时，当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消解了界线时，我们或许可以说，2009年的年末，围绕《蜗居》展开的讨论已经成为了一起非典型性的“群体性事件”。人们如饥似渴地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发泄牢骚、倾吐生活的压力和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在电视剧的鼓舞下将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舆论推上了主流的言论阵地。而这一切均是因为，在一个日趋成熟的公民社会里，电视剧传达了民意。电视剧所关注的，正是民众所关心的。

     《蜗居》如以往任何一部“出格”的电视剧一样，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特别重视，“重审”“限播”“删改台词”的传闻不绝如缕。然而与已经聚成民意的“《蜗居》热”来比，这些修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无论将来“洁净”版的《蜗居》是什么模样，都不会改变这部电视剧业已形成的公众议题：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对社会公平的期待——除非它们真正得到缓解。

    （中国文化报 2009年12月5日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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