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由诗人转型为时评人的叶匡政先生，上周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几位时评人的批评。叶匡政的文章很尖锐，这从标题《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就可见一斑，对叶匡政的批评也很尖锐，时评作者的这次内部矛盾可以用针尖对锋芒来形容。

现在讨论时评和时评人的存在价值，似乎还不是合适的时候，因为在国内，时评这种文体还只是新闻的附庸，还不像国外那样，评论比新闻有着更广泛和更权威的影响力。但这次叶匡政把时评的话题再次推到台前来，也不失为一个探讨时评本体的好机会。

对于时评人群体，我一向的观点是，他们是海量庞杂信息的第一层过滤者。因为对新闻具备超于常人的敏感性和甄别能力，时评人能够迅速从每天发生的成千上万条新闻中（为网民和读者节省了大量时间这是事实），提炼出公众关心或有可能关心的信息，这些信息通常都是社会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的集中呈现，面对公众，时评人扮演的是提交者的角色。当然，在提交的过程中，时评人难免要给遴选出的信息增加一些附加值，那就是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个人看法和观点——到这里，其实时评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对信息进行第二层过滤的便是另外一个群体了，他们是由社会学家、文化评论家、理论研究者、各领域内学者构成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以往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通常第一时间冲锋陷阵的是时评人，在事件热度过后，时评人把问题留给了具有发言权威性的学者。学者高瞻远瞩及深入透彻的分析，通常会被人们啧啧称赞，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看透事物本相的人。但有一个可能不得不正视的是，学者发言的基础有很多时候是建立在时评人过滤之后的信息上的，因为凭借学者们深居高阁的生活方式和永远慢半拍甚至慢两拍三拍的反应速度，他们是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社会肌体上散发出的糜烂气息的。

时评人和学者（包括极少量的思想者）实际上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一个负责发现问题，一个负责剖析问题，但无论是谁，他们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叶匡政讽刺时评人时有两个失误，一个是他在用学者的水平来要求时评人，一个是对时评人的实际作用有着不现实的期待，两种要求的落空才是导致叶匡政发飙的原因。其实匡政兄不必如此，古有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用在时评人身上还是比较合适的。身为时评人，其实更多时候还是文人角色，流露出来的难免多是书生意气。

时评人虽然近年来数量陡增，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需要，他们只能算是一个极小的团体，时评圈内更是不乏熟悉面孔。叶匡政所指这个圈子内的弊病的确存在，且不去说了。但有一些主要观点的提出还是有待商榷的，比如“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如果分析一下时评人性格养成的深层次原因，也许会发现，这正是时评人的优势和长处所在，大家都知道说的痛快淋漓是好事，但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个儿痛快而无法将信息和观点及时传达给公众，这痛快又有什么价值？很多人看到时评人指点江山貌似风光的一面，却很难理解到背后他们自我阉割的苦楚。

众所周知，网民的言论已经对政府决策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虽然没有时评人影响政府决策的明显案例，但同时具备网民身份的时评人，在参与各种社会不公事件讨论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从早期的孙志刚事件到最近的林嘉祥事件，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在网络上，他们都担当了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