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以“鲁迅先生直面社会和人生的精神”为指引，“对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以学术性的思考和回应”，这是《热风学术》与读者见面的诱因和动力，在文化研究逐渐式微的今天，这样的文化研究刊物的出版令人感动。借《热风学术》第一辑出版，上海大学举办了“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研讨会，从会上传递出的信息，则令人感慨。

《热风学术》的创刊，很自然让我想起了那本时运不济的《读书》杂志，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读书》换主编引发风波，颇有讽刺意味地成为一桩文化事件，把这本杂志重新拉回到公众视野中，只是，这样的名噪一时并改变不了《读书》的命运，人文杂志的萧条有着不可挽回的颓势。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读书》尚且生存艰难，作为一份学术新刊，《热风学术》编辑同仁的真诚和固执值得钦佩，只是，在愈发“冷静”的“文化研究”窘境下，它能坚持多久？

在研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薛毅教授如是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更愿意把他送到文学系里面去，而不是专门学文化研究。”这句带有家长式思维的话，有着其朴实的实用意义。读文学系，即便成不了名作家、名编剧，但在创意产业日盛的中国，终归也能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进行文化研究，无疑是自我封闭到象牙塔内，由一个鲜活灵性的人变成一个乏味迂腐的老学究。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一位纯文学杂志的主编曾言，他们的读者平均年龄在55岁，这意味着，文学杂志尚且只有退休的、闲着无聊的人才偶而读读，那么，比文学杂志要艰深很多的人文杂志，究竟有几人感兴趣？

《读书》杂志之所以成为一代人个性精神的启蒙读物，和它具备精英意识的同时又不脱离大众是分不开的。在《热风学术》的“编后语”中，依稀也看到了编者试图延用《读书》曾经获得成功的经验，比如，针对敏感的热点的“房地产”话题，第一辑杂志集中刊发了王晓明、许宝强和李玉瑛三位学者的研究文章，想通过建筑行为，观察到“由此构筑的文化空间，或者一个社会心理空间，甚至一个新的社会构建和宰制方式”，这样的解读是有丰富层次的，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升华方式也会令一般读者头痛，他们更关心的，也许只是和自己有着切肤之痛的房价和月供问题，对于因此产生的形而上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无疑虚无缥缈得如同天上云朵。

如薛毅教授所言，“文化研究”没有实用意义，而对读者而言，也没有太明确的参考价值，更无阅读快感而言——在娱乐时代，学术刊物不免也要学会怎么取悦读者，比如有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便大谈《大话西游》了。那么，将其学科化，是否能成为“文化研究”可以走的第三条道路？这貌似一个好建议，学科化可以化解很大一部分“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尴尬，同时也会满足一部分教授和学生专心做学问的愿望，但不得不说，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也会使“文化研究”离大众更越远，最终形成我们已经见多不怪的“不说人话”的一个小圈子。能放“文化研究”一条生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尽办法让其通俗起来，从语言到思维，都如胶似漆地和大众文化厮混在一起，让公众能迅捷地从中获取心灵所需，这才是文化研究所要行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