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2位打工作家，在由中国作协创研究部、《人民文学》杂志社、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联主办的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并领取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的“入馆收藏证书”。有评论界人士认为，此举标志着记载草根劳动者“心灵呼喊”的打工文学作品，终于庄严走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高殿堂，与主流文化进行了一次“热情拥抱”。

    这的确是迄今为止，打工文化和主流文化规格最高的一次对话了。出席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不仅有12位打工作家代表，更有中国作协领导，著名文学评论家，首都各大文学期刊主编，他们之间的这次握手，不仅标志着萌生20多年的打工文学，终于凭借自身顽强不息的生命力，茁壮成长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也意味着城市色彩浓厚的主流文化，更加开放和包容——在文学的花园里，它们挪出了一块地方，用以生长这一迫切需要文学养分滋养的文学类型。

    打工文学是在由渣土、废旧铁丝和油污构成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早期打工文学的成分，除了粗糙的真实，就是直接的疼痛。它有着深刻的体验，但缺乏完美的修辞，有着浓烈的情感，却没有准确的表达。很长一段时间，它在寄托和承载打工群体的精神与梦想的同时，也在艰难地完成着自己的蝶变。虽然到目前为止，打工文学还没能形成一个系统的文学形态，但它已经被迫不及待地推倒了台前，这源于打工文学接受群体的不断扩大，他们的文学诉求得不到主流文学的倾听和回应，更加切合自身生活体验的打工文学因此得以迅速枝繁叶茂。

    此外，主流文学的萎靡不振，也让人们认识到了打工文学的可贵之处。作家集体失语，长篇创作乏力，出版流于庸俗，这就是主流文学的现状。在商业喧嚣的社会，它成为廉价的消费品，既没有接触现实的勇气，也没有揭露真相的信心，难以再担当一代人心灵明灯的重任。而孕育发展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由于来自创作者生命最真实和直接的体验，在书写底层个体生存境遇上，带有巨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义勤所言，“它提供了原始、自然而然的文学性，这是我们久违了的。”

    在肯定打工文学崛起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的局限性。首先，打工文学具备广泛影响力的代表作家还没有出现。去年，打工诗人郑小琼获得了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虽然媒体对郑小琼的关注，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对打工文学的关注，但并未给打工文学的发展带来实质的帮助，社会和公众对打工文学的了解也没有因此了解；其次，打工文学的受众群体虽然庞大，但拥有的目标读者并不多，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打工的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一次文字聚会。在打工群体中流行并畅销的，还是诸如《知音》、《人之初》这样没有多少文学性的大众读物。

    对打工文学的扶持，很容易被认为是一次“文学招安”，但实际上却带有双赢的意味。据了解，目前国内面向打工群体的刊物寥寥无几，且刊登内容也多为流行速读文字，打工文学在这上面形不成交流。主流文化对打工文学的接纳，有助于解决打工文学“圈子化生存”的困境，提供了一个让更多人认识打工文学魅力的平台和渠道；而打工文学带来的冲击，将很有可能刺激一下主流文学麻木的神经，让作家们意识到责任的存在，将视线投向沸腾的底层。最终，打工文学和主流文学的通融交汇，才是两者“热情拥抱”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