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靠上街乞讨“再举成名”的洪峰，又做了一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退出三级作家协会。之所以说情理之中，是因为所谓的作协对他而言再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作协会员的身份给他带来的已不是荣誉而是耻辱；意料之外的是，他在经历一番炒作波折后仍然有大胆说话的勇气，这个举动，无疑更把自己与作协或者说与体制的关系置于了尴尬的境地。

退出中国作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两年屡屡有作家高调“撂挑子”——要么以失去创作兴趣为由，要么以不能继续为国家的文学事业继续作出贡献为由。洪峰在博客上发表的退出声明看上去也冠冕堂皇，但谁都能从字面之下读出他的不满与怨气。因此，洪峰的退出并没有像其他退出作协的作家那样获得满堂彩，不少批评的声音认为洪峰仍然和上街乞讨一样，是在哗众取宠，不过扔掉了一件烂袍子。如果作协仍然是一件金缕衣，洪峰是否还会这般决绝？

洪峰的举动让新组建的中国作协班子无话可说——不能为会员解决实际的问题，又不像其他单位那样有严格的行政约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峰并不潇洒的离去。当然，一个洪峰退出了，还有无数个从事这个行当的人打算加入进来，中国作家协会的金字招牌仍会让一些人趋之若骛。之所以每次作家退会都不能引起上层抬起眼皮看一眼，哪怕是公开地表个态，恐怕原因就在此：退出几个作家算什么，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作家。

拜“名人效应”所赐，洪峰退会比之前任一作家退会都明显地摆出一个事实：会员与机构之间的冷漠，已使得这层关系失去了维护的必要。如同“感情破裂”是离婚的最好理由一样，缺乏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也使得机构给会员颁发的证书成了一纸空文。当然，各级作协偶尔组织个笔会、评个奖，也是服务会员的一种方式，只要做了，任何人都不会说作协只是个摆设，因为在人们印象中，多少年来作协做的一直就是这些事。但在大多数作家遭遇市场困境的情况下，如果作协再两耳不闻窗外事，满足于开笔会、评奖，不为体制内作家寻找出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可能有人会辩解，作协有作协的苦处，不可能细致到让每一个会员都满意，受各种原因限制，作协的局限性不能避免。正因于此，出现作家“离家出走”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回头探寻洪峰退会的主因，恐怕还在于其难以到帐的每月2000元工资。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洪峰高调退会则是别样姿态——与体制坚决告别，与供养彻底决裂。这种姿态悲壮大于悲痛，信心多于无奈，因此，洪峰本是抱怨行为的退会沾染上了几丝高贵的色彩，在许多作家还依赖于国家供养的时候，这种色彩弥足可贵。

有人喊过解散作协，有人喊过文学死了，但这都只是一种声音。退出作协自食其力却是实实在在的行为。作家接受国家供养的制度还在实施着，在给作家提供了一定生活保障的同时，也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作家对体制的依赖心理，会给思考和创作自由带来损伤，而众所周知，精神自由和写作独立是一名作家不可缺少羽翼。很难想象，被剪掉羽翼的作家能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