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浩月

苏童的新书《碧奴》出版了，这是他应全球出版项目“重述神话”之邀，创作的一部以“孟姜女”哭长城为故事原型的小说作品。苏童是唯一应邀的中国作家，小说出版后他也公开表示，《碧奴》是他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作品，有了这两个原因，便可以理解苏童为何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参与看上去势头很强的新闻宣传了。

即便推前几年，如果一位已经在文坛取得一定名声的作家，如此地亲近媒体，也准会有闲话传出，这些闲言碎语包括：不甘寂寞，不安心创作，看重浮名薄利，并由此推断，该作家的创作生命离结束不远了。之前的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恐怕就是出于对这些闲话的顾虑。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作家天生就有一种清高感，总认为媒体是服务大众的，难免流俗，会追问一些文学之外的东西。而作家是敏感的，他们的内心世界已经通过文字面向读者敞开，自然想保留一些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秘。

然而在这个网络信息泛滥、纸媒扩版加厚、读者人心浮躁的时代，更凸显出“好酒也怕巷子深”的道理。作家走出书房，成为图书商业操作的一环，已经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包括一向低调的余华，在《兄弟》（上、下）出版后，也对各种采访来着不拒，一时间，电视、网络、报刊，四处可见余华侃侃而谈的影像、文字、各种消息和报道。余华蛰伏在民间的众多粉丝，通过媒体报道，了解了这位颇具神秘感的作家文字之外的生活，包括他的婚姻与家庭等等。在不间断的采访中，余华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观点，讲述自己的故事，言多必失，他对《兄弟》的护犊情深，与外界对《兄弟》的批评，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局面，因此有文学批评家高呼，余华再也不是那个写《活着》、《再细雨中呼喊》的余华了。余华的“出山”对图书的促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各种声音围绕身边，说带不来一丝困扰是不可能的。作家与媒体的亲密接触，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苏童也有这种困惑，虽然认同余华“要配合出版社做宣传，即使那只是一种职业道德”的说法，但每天忙着参加签售、接受采访，苏童还是有所不适，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生中最恐怖的事情来了。”对于自己要面临的“抛头露面”难题，苏童显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对面读者的一些苛责的时候，保持了平和的心态。比如有读者说，苏童在《碧奴》自序中写“很高兴《碧奴》能与世界各国读者见面！”很恶心，对此苏童哈哈大笑，自己也觉得读者的话有道理。作家在幕后的时候，受考验的是作家的作品，但一旦作家走上前台，读者往往对作家本人的兴趣更大一些。一个豁达的作家在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的同时，也应该虚心聆听质疑、批评的声音。苏童和余华在这一点上都做得不错。

但个别作家在这方面就有些欠缺，在他们眼里，媒体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秀场，拿不出有阅读价值的出版物，就吃老本利用自己的名声博取新闻点，听到批评的声音就火冒三丈，要么说批评者的品格有问题，要么要将对方告上法庭。还有一些作家被浮躁左右了心境，在媒体上玩概念、造话题，试图以明星的身份代替自己的作家身份。媒体对这些作家倒也是不持排斥态度的，甚至乐得配合一下，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混乱的娱乐新闻中拉回一些，毕竟与作家相关的消息还属于文化范畴，什么时候作家跑到娱乐版面和大小明星扎一堆去了，那才是文学的悲哀。

作家应不应该在媒体上作秀？那得看如何“秀”。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解密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透露一些自己在现实生活的细节，对读者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文学被边缘化的今天，作家被关注的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我们的媒体应该给作家提供更多与公众接触的机会，文学会不会消亡，取决于作家这个群体还有没有动力去创作。与社会和读者的接触，有利于激发作家的创作激情，而媒体从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希望看到苏童、余华这样优秀的作家能够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对时政、经济、教育、体育等非文学领域话题发表观点，在这些领域，作家已经缺席已久、脱离得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