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时,和二年级的女儿浅聊了一会儿中国历史。说到春秋战国,女儿认真地问,妈妈,你说的春秋,是春秋裤的那个春秋吗?我瞬间笑喷,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是那两个字没错。可是亲爱的小孩,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煞风景呢?
但笑过之后还是要耐心解释,春秋之所以叫作“春秋”而不“冬夏”,其实与孔子脱不了干系。孔子将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大致上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事,所以后来的史学家就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那个历史时期的名称。女儿又问,那么孔子是谁?他为什么要编写《春秋》?春秋之后就是战国吗?战国又为什么叫战国呢?是因为孔子又写了一本叫做《战国》的书吗?
我目瞪口呆,不知该从何说起,小孩子脑袋里的问题,怎么都那么古怪呢?但短暂的话题,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女儿入睡前对我说,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那些玩具、裙子之类的东西统统不要了,只希望我能送给她一套儿童版的历史读物。我爽快地答应了,心里却在偷笑,小小的计谋终于得逞了。
小时候,父亲常常用这样的办法“对付”我。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都喜欢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小故事。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草船借箭、周瑜打了黄盖、司马懿兵临城下还是中了“空城计”……父亲总是讲到一半戛然而止,害我追着一直问,后来呢?后来呢?父亲便笑笑说,后来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再看一遍《三国演义》。
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了我读书的兴趣,而在历史故事中获得独立思考的空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多么重要。
中学以后,直正接触历史,讲到宋朝,老师说,宋朝是历史上最“孬种”的朝代,软弱程度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唐朝盛世繁华,四方臣服,中华是绝对的王者。可是到了宋代,北面有大辽,旁边有西夏,远一点的高丽棒子不服软,东瀛的倭人也蠢蠢欲动。整个华夏大地战战兢兢,很多时候还要看人家的脸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澶渊之盟”后的百余年间,北宋与辽国大体维持和平,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社会安定,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喜悦感,文化上才会有那么高的创新。苏东坡、黄庭坚、王安石、范仲淹……历史上优秀的文人雅士在那个时代层出不穷,也足以让后人看到宋代是怎样从开国时的一种军人文化慢慢转变出它优雅的部分来。特别是徽宗朝,是整个宋代文化的最高潮,书法、绘画、器物制作已是巅峰。
喜欢读历史的人,看待事物多半会有不同的角度。因为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谁也没有办法穿越时光隧道,跑到那个年代去真正地看一看。史料留下的东西固然有一定的根据,可是思考之后得到的答案或许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宋代真正达到经济繁荣和贸易频繁的状态,是中国第一个通行纸币的朝代。它对于古代文代有一种很浓重的历史感,觉得这些东西不可以随便荒废,要把它们收藏起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书籍不再是贵族的专享,而像欧阳修这样的学者,收藏很多古碑,整理成为《集古录》,以及后来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写过的《金石录》,都为后代历史和考古学留下了丰厚的资产。此外,宋代皇室还有一条“不杀士大夫”的训诫,使得文人有更多创作的空间。
宋朝非常懂得谈判,懂得订和约,懂得怎样保持比较长久的和平状态。人在战争的威胁下很难积累精华,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不是老百姓想要得到的,如果统治者一味扩大疆域,连年战争民不聊生,不知道千年之后还会不会看到苏东坡的诗、柳三变的词?所以是不是“孬种”其实是看待问题角度的不同而已,历史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你学会思考,看到人生无数未知的可能。
年少时最大的心愿是大学可以去念历史系,有一年朋友无聊,为我占卜,摇头说我将来的职业是考古。我听说后,一连兴奋了好几天,因为在我看来,终日埋头深山做古墓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多年以后,“古”没有考成,历史系也没考上,造化弄人,反而学了最不喜欢的财经和外语。每天与一堆数字作伴,枯燥又乏味。好在下课之后还有学校的图书馆可去,泡在里面读古人的故事,也算没有虚度光阴。
女儿要的书第二天便送了来,厚厚一大摞,满满的精神食粮。我一直在想,如果父亲当年没有那么用心良苦,如今的我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将自己的成长历程放在整个历史的洪流中看,宛若沧海一粟,渺小地可怜。但历史就是由千千万万如我一般的小人物拼凑起来的。年幼时父亲没能给出回答的问题,自己都了答案。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逼父退位,还能够成为一代英主?为什么武则天会留下“无字碑”任后人评说?为什么李后主、宋徽宗,完成了文化上的角色,却输了政治上的角逐?……
不久之后,女儿大概也会将这样的问题抛给我,我想我会很诚恳切地告诉她,答案是靠自己去获得的。历史是可爱的,当读书和思考成为一种习惯,你一定不会错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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