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科学家达尔文的自传，版本为1994年《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第一卷）达尔文自传与书信集（上集）》，叶笃庄、孟光裕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我注意到译者前言里的这么一段话：“除了疾病之外，他还得克服另一种压力，也可以说是一种诱惑，那就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10万英镑遗产。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

（博主：不要说在那个时代了，就连今天，10万英镑也同样是一个大数字啊……）

 

第二章 自传

译者注释（博主：引用时略有删改）：这一自传式的回忆录是达尔文67岁到73岁期间陆续写成的。达尔文逝世后儿子F·达尔文于1887年编辑时收录，当时对其中有关宗教信仰部分（达尔文对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是否发表，在家庭中引起了争论。编者F·达尔文主张全文发表，可是以笃信宗教的达尔文夫人为首的家庭成员坚决反对。后不得不做了某些删节。1958年达尔文的孙女诺拉·巴洛（Nora Barlow）发表原稿全文，把过去删节的部分补充了进去。（按，删节部分不光是宗教上的见解，也包括一些对人物的臧否。一些文字删后意思和未删前恰恰相反。还删除了一些避尊者讳的字句。）

 

抄录一些〈自传〉中我感兴趣的段落（方括号内即是删后恢复的文字）：

 

我父亲有一种最不寻常的能力，那就是他能看透别人的性格，即使他和别人短期相处，甚至也能洞察他的思想。关于这种能力，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有些看起来几乎是超自然的。这种能力使我父亲没有结交过一个不可靠的朋友。（P31）（博主：下面举例子说，有一个陌生教士来到什鲁斯伯里，似乎很富有，好多人都去拜访了他，包括达尔文的父亲。但他回家后就说，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把他或他的子女请到我们家，因为他确信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果然不久他逃走了，并欠了不少债。）

 

我父亲的敏锐观察使他能以卓越的技巧预测任何疾病的发展，同时他暗示了无穷的、使人不安的细节。有人曾告诉我说，什鲁斯伯里的一位年轻医生不喜欢我父亲，他常说我父亲是完全不合乎科学的，但他承认一点：对于一种疾病的结局，我父亲的预测能力是无比的。（P33）

 

我父亲的记忆力异乎寻常，特别是在日期方面；所以在他很老的时候他还知道许多士洛普郡人的生日、结婚日期和逝世日期；有一次他告诉我说这种能力使他感到烦恼；因为一听到一个日期就不能把它忘记；因此，他时常想起许多朋友的死亡。（P35）

 

我的父亲的头脑是不科学的，他并不试图把他的知识概括在一般法则之下；但是他为发生的几乎每件事都创立了一种理论。在智力方面，我认为我没有从他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所树立的榜样应该对他所有的孩子们就起过很大的道德作用。他的金科玉律是这样的（这是很难遵守的一条）：“如果一个人不能使你尊敬他，永不要和他做朋友”。（P37）

 

我哥哥伊拉兹马斯的头脑非常清楚，他对文学、艺术甚至科学有多方面的广泛兴趣。有一段短时期，他采集植物并制作标本，在一段比较长的一些时期，他还作化学实验。他极有礼貌，他的才智使我想起查尔斯·兰姆在其书信和作品中所描述的情况。他的心地非常善良；但从少年时代起，健康就很坏，因而他的精力很差。他的精神不旺盛，有时低沉，在其成年的早期和中期尤其如此。甚至还在儿童时期他就读了很多书，在学校他鼓励我读书，并且借给我一些书。然而我们的思想和兴趣如此不同，以致我并不认为在智力方面他对我有多少影响……[关于我哥哥性格的上列简述，写于《卡莱尔回忆录》出版之前，我以为这部回忆录中关于我哥哥的材料是毫不真实的而且没有价值。]（P38）

 

我在学校时期的性格就我所能回忆的来说，其间对我后来发生好影响的是，我有强烈的和多样的兴趣，非常热爱我感到兴趣的东西，并且深喜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P38）

 

在剑桥的时候，没有一项工作比搜集甲虫使我更为热心、更感兴趣的了。这仅仅是一种搜集的热情，因为我并不解剖它们，也很少把它们的外在性状和书上所描述的加以比较，不过我总要弄清楚它们的名字。我愿意用以下的例子来证明我的热心：有一天我剥去一些老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我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候我又瞧见了第三只新种类的甲虫，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把右手的那只砰的一下放入嘴中，哎呀！它排出了一些极辛辣的液体，烧痛了我的舌头，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它便跑掉了，而第三只甲虫也没捉到。……当诗人看到他的第一首诗被发表出来的时候，都会感到欢欣，但是他所感到的决不会比我在斯蒂芬的〈不列颠昆虫图解〉里看到“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几个魔术性字儿的时候所感到的欢欣更大。（P51）

 

我还没有提到对我整个一生影响对大的一件事。这就是我和亨斯洛教授的友谊。当我去剑桥之前，我就听我哥哥说过他是一个通晓各门科学的人，因此我对他已预先怀有敬意。……他笃信宗教，而且信奉正教，以致有一天他向我说，如果“英国国教三十九条教规”被改动一个字，他都要感到悲痛。他的道德品质在各方面都是值得称赞的。他没有一点浮夸的习气，也不小心眼儿；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很少考虑自己或自身利害的。（P52-53）

 

当我在北威尔士完成了短期地质学旅行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接到亨斯洛的一封信，他告诉我，菲茨·罗伊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出一部分，给志愿以博物学者身份义务参加“贝格尔舰”航行的任何青年。……虽然我立刻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我父亲却坚决地反对，所幸的是他还补充了一句话，“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位有常识的人赞成你去，我就可以答应你。”……（结果达尔文的舅父把他叫去，与他父亲商谈）我父亲一向认为我舅父是世界上最通情达理的人，于是他立刻极慈祥地表示同意了。（P57）

 

后来我同菲茨·罗伊（按：即考察队队长兼船长）混熟了的时候，才知道由于我的鼻子的形状，当时险些被拒绝同他一道去！他是拉瓦特尔的热诚信徒，他相信他能从一个人的外表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长着我这样鼻子的人能否对航海有足够的精力和决心。（P57-58）

 

[回国之后，我同菲茨·罗伊只是偶尔见面，因为我总是害怕会无意识地冒犯他，而且确有这么一次，闹得几乎无法彼此和解。由于我出版了像〈物种起源〉这样一本邪说异端的书，他以后对我感到非常愤慨（因为他变得笃信宗教）。他在晚年，像我担心的那样，非常穷困潦倒，这大部分是由于他的慷慨大方所造成的。无论如何，在他死后还得募捐为他还债。他的结局是凄惨的，就是说，自杀了……]（P60）

 

回溯以往，我现在能够觉察我对于科学的喜爱如何逐渐压倒了其他嗜好。……我发现，虽然是无意识地和不自觉地，观察和推论比起技艺和运动，是远为高等的一种令人愉快的事情。[野蛮人的原始本能慢慢让位于文明人后天获得的兴趣。]（P61）

 

当我在“贝格尔舰”上的时候，我持有十分正统的宗教观念。……但在这一时期，即1836年到1839年，我逐渐看明白了“旧约”比印度教徒的圣书和野蛮人的信仰并没有更值得相信的地方。[这是由于〈圣经〉明显地伪造了世界历史、通天塔以及把虹作为一种征兆等等，等等，这还由于它使人感到上帝是一个善于报复的暴君。]（P66）

[的确，我简直看不出人们怎么应该相信基督教是正确的；如果人们是这样相信的话，那是因为〈圣经〉的经文似乎明显地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这是一种该死的教义。]（P67）

人们可以发问，对于世界上的一般都是仁慈的安排这一点，又该如何解释呢？有些作者确是因为世间痛苦太多而深受感动，所以他们怀疑——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一切有感觉的生物——究竟是痛苦多呢，还是快乐多呢；这个世界从整体来看，究竟是善的呢，还是恶的呢？依照我的意见，快乐无疑是占优势的，虽然这点是很难证明的。如果这一结论的真实性被人承认了，它同我们预料中的自然选择的效果是非常一致的。如果一个物种的一切个体惯常地遭受极端的痛苦，那么它们就会放弃传续它们的种族；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这种事曾经发生过，也没有理由相信至少是时常发生过。（P68）

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苦难是一件公认的事实。有些人曾企图从人类方面来解释这点，他们幻想苦难有改进人类道德的作用。但是同一切其他有感觉的生物相比，世界人类的数目是非常微小的，而这些生物生物常常遭受巨大苦难却没有得到任何道德上的改进。（P69）

[一个人如果对一位具有人性的上帝或未来的报应没有确实而永恒的信仰，那么，就我所能知道的来说，人就只能以冲动和本能作为他的生活准则，这些冲动和本能是最强有力的，而且对他来说似乎是最合宜的。一条狗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不过它的行为是极其盲目的。相反地，一个人却要瞻前顾后，比较他的各种不同的感情、愿望和回忆。按照一切最贤明人士的意见，这时他会发现最高度的满足是来自对某些冲动，即社会本能的遵循。如果他的行为是为着他人的利益，他就会赢得伙伴们的称赞，并且会得到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钟爱；得到这种爱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愉快。……对我自己来说，我相信我终生致力于科学是做对了，我没有由于犯可任何大罪而感到悔恨，但我经常感到遗憾的却是我所做的没有给人类带来更直接的好处。……在我准备结婚之前，我父亲劝告我要把对基督教的怀疑小心地隐蔽起来，他说他知道在已婚夫妇之间曾因此引起过极大的不幸。……我父亲补充说道，在他一生中，他只知道有三位妇女是怀疑基督教真理的人……关于其中一位，他并没有掌握良好的证据……]

 

 

 

 最后，不得不指出，作为一个经过多次印刷的译本，其中的译注部分错误不少，尤其对于人文学科方面的错误达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正文的字句有时很不通顺。我想这也许是国人不喜欢科学作品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