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有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共有6名主持，多遍彩排之后，有一位著名的女主持人，导演组突然决定不用她了，但却没人去通知她。那一天，那位主持人兴冲冲地拿着礼服来到化妆间，等待继续彩排节目。可是化妆师却说没她的名字。在明白事情缘由后，那位主持人黯然神伤地走了，异常落寞和悲伤。

 “我当时就坐在一旁，那一刻我似乎看到自己的未来就是这样，”杨澜说，“我当时心想，今天，如果没有机遇和环境的平台，有多少成功算是你努力的结果？”

 于是，杨澜选择了离开。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恐惧”，因为命运不在自己掌握中。即使你再有名气，即使你再风光，可别人一句话，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从那一刻起，她觉得自己首先得站稳脚跟，不能沉迷在鲜花和掌声中。所以她离开了，去寻找成长，去读书。然后建立自己的事业，开创属于自己的平台，由我做主，掌握自己的命运。

   杨澜的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潜规则。我们每个人或者说大多数人，生活在对别人的依赖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家庭事业等看似神圣东西，看似需要如何努力如何打拼如何创新如何克服艰难险阻，但相对于我们的依赖对象而言，全是他的一句话的问题，甚至一个眼神的问题。“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注解。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没法做自已的主人，更别说生活的主人。

  我想到了鲁迅在《灯下漫笔》里的一句话，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生活状态：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现在来说似乎太严重了点，但我们的思想深处的那种“奴性”真的就完全消失了吗？面对当前巨大的就业压力，我们的生活时时处处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在激烈的生存竞争面前，能说话算数的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能没有点“奴性”意识吗？

  这种奴性也许是环境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智慧，但只要具备了这种意识，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了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好处是为官者则官运享通，为民者则苟全性命，经商者则获得实利，演艺者则博得声名。相反，如果我们缺少更或没有这种意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很容易碰得头破血流，即使真有本事，也容易成为孤独无助的“失路英雄”。 

 名声巨大如杨澜者都有那么大的生存危机感和恐惧感，并为这种恐惧和危机寻求退路，平淡如你我者有什么理由对现状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