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飞翔”
——文化人为什么爱跳窗而死
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10楼上跳下身亡，年仅50岁。相信看到这则消息的人同我一样，震惊与叹惋之余，首先想弄清楚是他为什么做出如此令人“惊恐”（这是我的真实想法）的举动？他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亦或不公平的对待？
然而接下来的答案同样令人震惊。他的跳楼行为是有准备的理性行为，这从他的遗言中可以看出。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从这些遗言中，我们似乎读不出外部环境对他造成了什么压力和打击，使他一气之下，走向极端。他心平气和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心平气和地从窗口飞出，就像一次普通的出门一样。
他的跳楼行为也不是事业上的不得志。据资料显示，余虹教授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后担任该院教授、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他的深厚的学术造诣及其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在学界和师生中享有极高的赞誉。他的一些文化著述成为大学的教材，甚至被一些业内专家称为经典。在外界看来，他不仅是成功的学者，而且是大师级的学者。
根据以上两点分析，我认为，他的跳楼行为应当与自身的名利与得失是无关的。但他的内心一定有无法解除的不为常人所理解的苦闷。也只有这种无处化解但却又在内心深处发生剧烈冲突的苦闷才会让一个学有所成，几乎可以称之为大师级的人物以一种令人不解的方式结束自已的生命。今年7月份，他在参加完老师石璞先生的百岁华诞后不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人生最后一篇公开文章，这样写道：“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认定的是,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他人哪里知道”的“大不幸”。
我因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误落红尘的老马》，讲述了我的一位酷爱哲学的同学也是以一种“灵动”的方式，跃窗而出，结束了自已的生命，所以对“飞窗而出”这种走向生命尽头的方式非常“敏感”，由此也注意到很多文化名人都用这种残酷但却的确有某种超越死亡意味的方式结束自已的生命。比如上海学者胡河清先生也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跃窗而去，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长久的叹息，徐迟先生这位报告文学的泰斗级人物，也是选择了从窗口跳下。正因为这样，我常常想，我们的文化名人为什么不以绳索，不以毒药，不其他方式，而越来越以“窗口”这种令局外人惊悚的方式了断自己？
下面是我想到的几个原因，不一定正确，也不很全面，但可供研究者参考：
一、物质生活优裕，但精神困境难以超脱，心有大苦闷，“跳窗而出”很富有超越世俗凡尘的意味，这种方式灵动有意境且具有一种英雄气质。而知识分子心中的社会英雄气质与清高不羁的性格正好与此暗合；
二、文人大都有“在路上”情节，窗口的飞越，有深刻的“在路上”的意味，在文人的自我心认知中，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赶路”行为，而不是轻生行为。“在路上”几乎是所有人文知识分子“放不下的痛”。
三、文人的天地宇宙意识强烈，而从窗口“飞出”是这种宇宙意识的写照，这种死亡方式在文化人的想像中具有一种磅礴大气的美感，具有很高的审美特征。在高层次的文化审美中，“死”并不是自我消灭肉体的行为，而是寻求与宇宙想融合，与天地相融合的一种方式，一种路径。文化人大多很相信“死亡是更有意义的活”的精神理念。
四、屋子一般象征着黑暗与无望，而窗口象征着希望与新生。文化人的文化想像与心理暗示很容易让他们以自身的实践来完成对世俗的超脱与跨越，而“窗口”只不过是他们“超脱与跨越”的入口。
著名学者陶东风教授这样说：“今年三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的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何止是余虹，多少 “唯美主义”者都是以他们认为“美”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人文知识分子容易为这种“致命的美”所累，也容易为P种“致命的美”而死。这也许是一种人文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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