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1958年5月7日我出生在一所医院里。当然，在那个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出生在自己家或者田野上。需要说明的是“我出生医院”是我父亲工作的部队医院，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此后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也就是经常的表格上出现的“出生地”。在“出生地”度过了我的“学龄前”。现代医学证明，人在5岁之前的记忆是“模糊”的，因此只能用“据说”来概括。这个“据说”也应该包括自己说。

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有一个奶子府北官场（灌肠）的胡同，我家就住在这个胡同的1号院。由于父亲在外地部队，家中起初的主要成员是我的太姥姥（我姥姥的婆婆）、姥姥、大姨、大舅、妈妈和我。印象中太姥姥基本上是坐在床上，由我姥姥照顾；大姨在公安部幼儿园工作，妈妈在街道上的服务站上班（主要是服装加工），大舅在北京微型电机厂。院子里好像还有几户邻居，东屋的“金太太”是鲜族人，南屋的叔叔姓黄（大家叫他“黄加油”），他的夫人李阿姨是为牙科医生（我上大学之后，还找李阿姨看过牙），西屋的人记不清楚了，应该不只一家，其中一家有几个姐姐。

我很少走出小院。记忆比较深刻就是周末跟家人去动物园，这需要一天的时间，要带上吃的东西，慢慢观看那些被成为人类的朋友的其他动物们。大舅会在某个傍晚，带着我去北海公园抓知了猴，这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辨别各种洞穴和将其揪出来的办法，我至今保留着这种“技艺”。再就是大姨发了工资，会带我去东安市场，买过什么东西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有一副象棋确定是大姨给我买的，我现在依然保留着。但每次回到家，姥姥就会抱怨，大姨几乎把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光了。

后来我大姨再婚（她的第一位丈夫很久以前就在山东老家去世了），我姨夫成为家里的新成员。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位姐姐。大姐姐比我大很多，小姐姐与我年龄相当，我们成了玩伴。不过，我很快就上幼儿园了，应该是在甘雨胡同，现在叫北京第二幼儿园。在那里度过了两三年的时光。幼儿园毕业时，一位小学的老师来家访，我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告诉她，我将要去北京军区七一学校上学了：那是一所在石家庄的寄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