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0至11日，我受邀参加了由山东大学举办的“中国记忆遗产”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研究高端论坛，并作了题为《记忆中的档案》的发言——这是在2016年中第六次涉及这个话题。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了解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山东画报出版社准备并编辑出版《中国记忆遗产》（含10项已入选世界记忆遗产项目），由刘旭光教授担任主编。我以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其中能够给后人留下点儿念想的东西肯定汗牛充栋。按照当下流行的说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国人似乎应该非常在意我国历史中具有世界意义的遗产。与这个想法近似，我国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旨在保护全球范围内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遗产”的“世界记忆工程”的号召，在1995年成立了中国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其后，国家档案局也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成立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课题组。目前我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以进行了四批评选，前后共有143件（组）档案文献入选其中。

时间回到山大会议的前一年，即2015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那年的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公布，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同批入选的还有亚非会议档案等共47个文献项目。此前，中国已有《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9份文献遗产入选。那么，问题来了：记忆究竟是什么？有没有社会记忆？社会记忆是怎样形成的？档案及其管理活动在其中占有什么份额？

现代科学表明，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 ；人类记忆与大脑海马结构 、大脑内部的化学成分变化有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记忆一直是生理学、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地。而从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表达的含有“集体记忆”之味的 “集体欢腾”到保罗·康纳顿提出的《社会如何记忆》，“记忆”就完成了从心理（生理）学到社会学、历史（人类）及文化学者的“引入”过程。

如果人类社会具有记忆，那么这种记忆也同人类个体一样，是一种基于结构的功能。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人类社会的记忆需要以书写、口述、行为仪式与形象化物体为载体。为了建立一种社会记忆，人类可以发明、创造不同的载体，而不同的族群又具有不同的社会记忆。

以档案为例。就其总体而言，档案是党和政府按照自身意志及要求形成的历史文献。如果把档案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载体或者“景观”，除了反映一定的客观现实之外，基本上是代表了党和政府的管理理念、思路和做法。也就是说，档案作为一种规则的产物，其背后显示的是管理主体的特征。因此，这种社会记忆形式充分诠释着建构的张力。而任何建构的社会记忆，其根本目的在于认同。

记得有位人类学家曾经说过，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有鉴于此，学术界在研究社会记忆时候存在着三种取向：其一，哪些因素决定了特定的社会事件在社会记忆中被选择或是被“遗忘”?为什么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另外一些事件被记住？其二，“过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其三，社会记忆是如何被传承的?主要是关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的机制问题。这三种取向本身是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即记忆事件本身的特点问题、社会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动力学问题和社会记忆的机制问题。其中，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影响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因素。

虽然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着多样的记忆，但以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说，国家记忆显然具有优势。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记忆是历史的内在化的过程，而历史就是对记忆进行社会规范的过程。因此，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记忆呈现出一种层次构造，大致可分为三层:掌握权力的主控记忆，掌握知识的主导记忆和来自草根社会的主体记忆。而收入国家档案局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档案文献显然属于第一个层次。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中国记忆遗产》以及曾经出版的《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毫无例外地成为彰显社会记忆、凝聚民族（国家）认同的物质承担者。也许这些出版物在收录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上有所差异，但都无法回避影响读者阅读结果的主张：即通过图书的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线索，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提供了新角度、新史料，填补了研究材料等多方面的空白，有利于普及档案知识，增强社会的档案意识，强化社会文化元素，为保护、保存历史文化尽力……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百闻终究不如一见，开始阅读一定胜过小序的万语千言。我也就此打住，让作者、编者和读者的愿望通过阅读去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