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概念一直在学界游荡——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幽灵，时隐时现、令人捉摸不定——它就是“记忆”。与实际讨论“电子文件管理”和“档案职业走向”的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博士论坛（2001年）相比，题为“档案、记忆与知识”的第15届国际档案大会（2004年）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名为图皮的生物学家，他在报告中从自己的学科诠释了记忆，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人员“记忆是一门科学”——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外行不要妄加评论。当然，隔行如隔山，对于其他学科专家的观点我们从来都是姑妄听之。而时光到了2011年，当会议的组织者将 “社会记忆”与“档案信息资源规划”联系在一起并让我在许多历史专业大家面前做主旨发言的时候，我又一次真实地感觉到那个叫图皮——瘦老头的存在，也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自定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做了一段功课之后，我发现“记忆——社会记忆”的研究大体沿着这样一个脉络：即从一个生理现象到一个心理现象，再演绎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即便是在图皮等生物学家看来与他们研究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的“社会记忆”，人文社会领域也是众说纷纭：历史学家曾以感情记忆与共同事实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近代史和中日战争问题，激励着人们不断去思索那些被感情和意识形态所遮蔽了的、可能存在着的真正问题与事实；人类学家以社会——记忆和口述史为视角，逐个分析了不同地域群体和民族的族群认同、信仰仪式、传说及思想观念，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了解和认知；社会学家则以集体记忆为分析维度，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乡村女性进行了讨论，展示了社会活动对他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影响……

社会记忆理论首先在心理学、社会学及文化学者的视野内得到确认，并区分了三种记忆的种类，即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社会习惯——记忆。在这个被社会学家胡鸿保认为“没有范式的领域”中，个人记忆为精神分析专家所重视，认知记忆为心理学家所研究，作为社会学家的保罗·康纳顿则用“社会记忆”来替代“集体记忆”的概念，以强调他对于记忆的社会性特质和习惯性特质的重视。按照学界通行的说法，社会记忆呈现出一种层次构造，大致可分为三层：由掌握权力的政治主体主控记忆，由掌握知识的精英主导记忆，由来自草根社会的主体记忆。不同主体之间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诉求，也有着各自不同建构记忆的途径和方式。只有将这些多元化的诉求及其方式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社会记忆。如今学术界关于社会记忆的一个共同研究重点是：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某种社会阶层、职业群体，或是现代民族——国家，是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阐释和凝聚该群体的。

在王明珂看来，“真正的过去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也就是说社会记忆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不断地“建构”。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社会记忆的内容（建构或者删除）呢？权力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因为权力操控了社会记忆的内容和社会记忆的方式。虽然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着多样的社会（集体）记忆，但以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说，国家（政府）记忆具有明显的优势。尽管社会记忆有三个层次的构造，每个层次的主体都对构造的形成有着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还是取决于权力的等级。因此，讨论社会记忆问题就是讨论社会记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权力决定和操纵社会——记忆；另一方面，社会记忆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