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如此专业的学术讨论，都最终无法回避地归结了“权力问题”。那么，始终游离于“铁锤、铁砧”之间的管理问题一定不会幸免。虽然在包括福柯在内的学者都把管理视为规则（方法、制度等）问题，但这些规则的背面（背后）却毫无例外的是权力问题。就像完成老师布置的作文——《一日校长》甚至《当我是总理的时候》之后，掩卷而思会猛然发现：自己原来不是校长、更不是总理一样，文章中所阐释的抱负、理想及其实现方法、策略都不过是痴心妄想，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下达命题的老师和完成作业的自己，而是人们慢慢忘记了管理（学）问题的初衷——

   当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从一家小机械厂的徒工熬成车间管理员的时候，他的“应用科学方法来代替惯例和经验，可以不必多费人们更多的精力和努力，就能取得较高的生产率”，“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把一般日常事务授权给下属管理人员，而自己保留对例外的事项一般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等想法成为了管理普遍适用的原则。当亨利·法约尔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以后，提交了论文《论管理的一般原则》并发表了著名的管理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简单地说，是作为管理者的泰勒和法约尔奠定了管理学及其发展的脉络。也许他们在自己的成长经历中也写过类似于《一日校长》甚至《当我是总理的时候》的文章，也有过一些荷尔蒙高发期的学术积淀和人生理想，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管理经历和岗位最终成就了他们的理想，也成就了一门关于管理的学科。

   实际上，在“谁来管、管什么、如何管和为什么管”等管理问题中，“谁来管”一直处于首要地位。除了管理的主体地位之外，“谁来管”就是一个关于权力的获取和运行资质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管理学中没有首先讨论“权力的获取和运行资质问题”，那么其他问题的讨论显然为时尚早。如果管理学只讨论“谁来管”之外的其他问题，它就与《一日校长》和《当我是总理的时候》等学生作文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将如此的管理学传授给他人，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如此就可以成为一名管理者，就可以去成就自己的事业，则无异于误人子弟甚至谋财害命——这些人会因为学习了管理学而吃尽人间的苦头。

  因此，管理学科的研究与传授，不能违背先贤的初衷，更不能违背社会的现实。不然的话，正应验了一句古语，那就是“慢待我师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有鉴于此，我们这些传授管理科学或者试图传授管理学科的人们，是不是宁愿信其有地到了改变自己及其学科的时候了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