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上次写《一千零一议》（十）已经过去几个月的光景。在这几个月中，权力与规则的“话题”一刻也没有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消停过：无论是某些官员的“权色交易”还是随之而来的“网络反腐”，都可以归结为“权力与规则”的博弈，都是权力获取与规则运用的全新注脚。在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面前，即便是再雄辩的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理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也许只不过是“记录”现实。在我们所涉及的管理领域，只要管理者需要通过他人的活动来实现目标，那么获取权力和运用规则的行为就不可能终止。因此，作为一名管理理论的“爱好者”，对“权力与规则”的观察、记录和思考也不会终止。

如前所述，权力作为一种单方面的影响力在管理活动是必须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权力是管理活动的前提（特有资源）。如果没有权力，管理就无从谈起。然而，在管理实践中，权力又需要接受和认同。正是这种“接受和认同”扩大了权力的领域，巩固了权力的地位。吴钩在他的《隐权力》一书中曾经指出，一个官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等于他的正式权力加上他的隐权力。这里的“隐权力”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有鉴于此，先前的官员之所以对“年谊”、“乡谊”、“门谊”等人情资源极为重视，为维持人情关系不惜本钱，每年都要馈赠“冰敬”、“炭敬”、“节敬”，就是因为一个人情关系网络就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源，从中可以假借隐权力，壮大自己的实际权力值。当然，一个人的面子、威望、所掌握的伤害与造福能力等，也构成了隐权力的重要源泉。

这种所谓的“隐权力”，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权力的获取和扩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权力运行的规则。也就是说，在吴钩描写的那个时空，“官员”们需要通过“人情关系”来维系自己的权力——“年谊”、“乡谊”、“门谊”是“领域”， “冰敬”、“炭敬”、“节敬”是“规则”。更重要的是，这种“隐权力”实际上在于先行权力基础上的叠加：首先要掌握权力，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叠加”出“隐权力”。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权力，倒不如将其表述为一种规则更为准确。当然，权力与规则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它们有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既然规则如此重要，而且管理学又将自己粉饰或者被误读为规则，那么规则应当如何表述呢？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规则是指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或章程。规则可以是由书面形式规定的成文条例；也可以是约定俗成，流传下来的不成文规定。而更多的时候，规则是因为得到每个社会成员承认和遵守而存在和实施的一种文化现象。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解释，规则是符合权力主体诉求的方法论体系（包括法律、制度、政策、规章等）；管理者运用这些规则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有趣的是，在一些场合，这些个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那些确立这些规则或有权修正这些规则的人所不知道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