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传统教育习惯于想要告诉人们，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事件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而当下的教育却时常提醒人们，历史事件有着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有些偶然因素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在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眼里，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包含着必然因素。对此大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必然性是无数偶然性叠加的结果。

作为上述理论的最新验证，就是我以主编的身份参与到这部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立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事件”中来。其中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这个项目申报时的种种条件，而我也许恰巧被认为可以充做一时之需。而这种“偶然性包含着的必然因素”，我个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我有着二十五六年的编辑经历，二是我在对中国档案学科进行梳理时多次将《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样本。因此，当且仅当，由我来充做主编，应该属于“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始，档案文献编纂学出版物已经在我国有了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仅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先后出现李毅、赵践、曹喜琛、韩宝华、刘耿生等大家。在《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著、教材不断出版的同时，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学科体系也在日趋成熟和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冠以什么样的名头，重新编写一部《档案文献编纂学》教材有着相当的难度：这部新书既要保持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传统特色，又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以往的成果。因此，在继承和创新的纠结之中，现实能够提供给我和我的团队的空间应该说并不广阔。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置死地而后生、化腐朽而出神奇，就是近一年多来我们的生活常态。

令我感到庆幸的是，我们的团队几乎全部吸纳了国内目前在教学岗位上讲授《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教师，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档案文献编纂学》重修工作之中。如果沿用一句流行的俗语，二十一世纪什么最宝贵？那就是人才呀！有了人，类似于神州飞船这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更何况《档案文献编纂学》乎？！于是，在十余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部《档案文献编纂学》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个人认为，这部重修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最大特点在于结构之变：即通过思想史、方法论和出版物来诠释档案文献编纂学。既保留了传统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对档案文献编纂方法的介绍和描写，又强化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脉络；不但着重介绍档案文献的编纂过程，而且还介绍了档案文献的编纂结果。通过这样的改变，使档案文献编纂在虚实之间张弛有度、进出有据。当然，与上述所谓成就相比，我们的团队也遇到了一些困惑。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作为《档案文献编纂学》基本内容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已经与这门学初创时的仅限于历史档案文献的编纂有了大的不同，档案新类型和新载体的不断涌现使“形而上”的编纂原则遇到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妄定孔夫子当年的编纂思想在数据库创建等方面的指导意义。再则，从团队成员的构成上讲，他们多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讲授者和研究者，而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真正价值在于“授读以渔”。虽然“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也算一种实践体验，可是这毕竟与多年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之间存在相当的距离。即便有着四分之一世纪编辑经历的我，也不得不承认“编辑一本教他人编辑的书”，从来都意味风险。

我一直以为有些成功的人士其实并不一定比常人智商高，他们的成功可能在于尚未深思熟虑之前就已开始了行动，而那看似已经深思熟虑者，在自认为的深思熟虑之后却选择了不作为——其结果就是，那些“不太聪明”的人获得了先机以致成功，而那些看似非常聪明的人此时只能落得去讨论这些成功案例是否可以复制等问题。我和我的团队至少不愿意做后一种。当然，这部《档案文献编纂学》也远谈不上什么成功，它的功效只能交由读者评说。

作为一篇不再“后记”的序言，必须在这里感谢我的团队(按照章节)一年来的艰辛努力、感谢人大出版社对档案学的一贯支持、感谢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