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的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在其他社会不端行为不断升级换代和被高科技之后，学术不端行为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抄袭、剽窃和不良引用的状态，以至于那些学术打假的精英都不忍心对其下手，也让我们这些业界人士五味杂陈——在怒其不端的同时，也多少有些哀其不争吧！

当然，说到出现这些学术不端的社会原因，恐怕就连一些业外人士都可以罗列上一大箩筐。比如，学术评价机制不健全、部分学者道德失衡、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等等，不论其中的哪一条都是言之凿凿、顺理成章，甚至可以成就一篇博士论文。也就是说，道理大家似乎都非常明白，也认为应该清理和整肃，而现实中的类似状况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是问题的关键没有找准还是打击的力度不够？抑或其他？又是谁纵容和包庇了这些学术不端行为？

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大家不妨共同“欣赏”《档案学通讯》AMLC的一次检测情况：检测对象2009年1~4期，检测出 “文字复制比”分别为84%、73%、69%、66%、50%、46%、45%、41%和31%的文章9篇，内容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民主、电子文件、档案立法、少数民族文献、档案史料和档案整理等研究领域。其中，“信息学科”的文章有4篇，几乎占据了这次被查出“文字复制比”过高文章的半壁江山。这里的所谓“文字复制比”，其实是一种相对客气的提法，说白了就是这些文章中抄袭其他已经发表文章内容所占的篇幅比例。比如，“文字复制比”84%即这篇文章中有绝大多数文字是“别人”的。

如果再进一步地分析这些文章，还会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这9篇文章中有4篇文章属于多作者，就像大家在刊物上通常看到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的类型。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文章都是由第一作者提出观点，由下面的作者将其发扬光大。由于这些“下家”的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第一作者日理万机，所以文章的质量很难保证。另外，如果文章恰好又是一个类似于“政府信息公开”这种原创性较差、谁都可以说上几句无关痛痒话的文章，那么“文字复制比”自然会居高不下。当然，在AMLC的检测者眼里，《档案学通讯》的编辑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较高“文字复制比”文章的共犯，是实现学术不端行为的实现者……

为了照顾业界学者的光辉形象，这里隐去了文章及其作者的名字，但是大家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学术不端行为，即便是档案学这个相对边缘的学科中的严重程度。如果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学位论文“文字复制比”达到30%者直接取消其答辩资格，那么上面被AMLC检测到的作者应该庆幸自己被检测的文章不是学位论文，更没有落到那些没有人文情怀的学校管理者手里。同时似乎也应该感谢《档案学通讯》独立忍受了来自AMLC检测的“羞辱”，而没有向这些文章作者提出“赔偿”——因为在我们编辑眼里，这些问题的发生的确有自己无法开脱的责任。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纵容和包庇了这些学术不端行为”。

     行文至此，开头那些宏大叙事、似乎与我们学界无关的社会话题还真的与我们有关。甚至不是仅仅存在理论的相关，而在是事实上与我们自己、我们学界、我们刊物密切相关。既然大家“围观但不能幸免”，就不如尽早采取一些自救措施。比如，作为办刊人，目前容易操作的无外乎尽量减少或者严格审读多作者的文章，尽量不去涉及那些似懂非懂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在发稿之前先用AMLC检测一遍——从源头上挽救我们的学者和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