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是中国档案学，这个学科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不论研究者有怎样的研究视角，都不可能离开“中国”与“档案学”这两个最基本的立足点。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了七十多年的学科，档案学不是非常完善、无事可做，也不是一无是处、到了必须由西方的所谓学者来“救济”的程度。只是我们的有些学者或者是文章作者存在一些自我认知方面在障碍。有关这个议题，我已经在《再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一文中讲清楚了，在此不想过多赘述。但还是想强调一点，即“去档案化”后的任何研究成果可能会非常光鲜，或者可以“浴火重生”，然而这些结果却不可能是档案学；任何大无当的论述可能非常“哲学”，或者很“一级学科”，然而这些结果不可能逃脱“外延越大，内涵越小”逻辑悖论，更不可能创建一些真正属于自己学科的“模式”。

其实，在上谷小默评论中所称的那种“想以大见小”的“模式”也不是我们档案学研究中的特有现象，比如前一段时间人们常常见到、听到的所谓“中国模式”。撇其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我倒是觉得称其为“中国案例”比较妥帖——因为这些所谓的“模式”大多刚刚起步、并没有定型或者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说不好将来还会出现什么奇迹。如果采用了“模式说”，反倒限制了自己，使本来有生命力的东西“僵化”掉了。当然，在档案学的学术论文中出现的“模式”还没有达到“中国模式”那样的境界，不过就是将一些国外的做法说成了“××堡模式”而已。细细想来，这种手法自己也玩过，比如我的博士论文就叫《理念与模式——中国档案学论》。在论文的自序中我也交代得很清楚了：“我认为，理念实际上不过就是一种‘想法’。比如，中国档案学的理念就是这一学科在制作时的基本观念，而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则是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打算去与“康德们”一起去纠缠“理念与模式”的概念，而想“通过”这些概念去总结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成就。我由此篇论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档案学是在中国政府提高管理效率“理念”引导下产生的一门学科，其基本“模式”或者“理论贡献”在于“管理程序的系统分析”和“管理资源的重新整合”。进而言之，我这里采用的“模式”主要是想避免论文题目中“中国档案学论”的不确定性，是从一个学科七十余年的理论体系中归纳出的、“想以大见小”的“行为方式”。

我至今不敢妄言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结论千真万确，但却可以肯定没有与时下的主流学者同病相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