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论是乔治·瑞泽(George·Ritzer)指出的“麦当劳化”还是新浪网友上谷小默所说的“模式”，其实都不过是对论文形式的描述和概括，而论文真正能够成为一种自立于学术之林的文体，是因为每篇具体论文的内容。如果用一句网络媒体的流行语，那就是内容为王。因此，相对于形式而言，论文的内容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档案学界论文的“内容”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由于目前我国的档案媒体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类型的档案媒体也会因为主办方的不同有着自己的不同定位，如果笼统地说档案学界论文的“内容”如何如何未免有些“大话西游”，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此，我只想根据《档案学通讯》及其所在院校的论文内容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2008-04-14，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四月的心情》文章（参见http://www.daxtx.cn/?uid-5-action-viewspace-itemid-1618）。

我现在依然认为，上述情况是在校学生学术论文的真实写照。学生学术论文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师长的学术水平和治学态度，而我现在想反思的，就是我们这些做教师的人所写文章在内容方面给自己的学生们起到了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还是请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若干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学校召集科研会议。会上学校的主要领导在分析了我们学校学术论文在SCI等国际学术引文中的排名问题后，希望有关学院的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且建议学校可以组织力量，将一些学科好的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发表。在这个建议被全场经久不息掌声打断之后，我悄悄地对我身边的学院领导说：“校领导的这个想法很好，只是可惜我们档案学不行——因为我们的论文刚刚从国外翻译过来，现在再翻译回去，弄得不好再给翻译错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们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相当的一部分“从观点到内容”几乎都是舶来品。说得好听一些，是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嫁接”；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贩卖一些“洋垃圾”，而且不厌其烦地坚持了若干年。这样做的“好处”是文章做起来比较省力，如果恰好作者外语水平出众，又掌握一些大家暂时都不太知道的文献，这样的文章一定会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实事求是地说，无论是学科发展的早期还是中期，向包括“先进国度”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理论、汲取经验，都是不容质疑的。而问题在于，档案学论文除了这些舶来的理论之外，究竟还有哪些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认为外国的学者完全有资格代替中国学者思考？或者可以理解为他们比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一种思维懒惰呢？如果我们这些做师长的把这些“懒惰”传染给自己的学生，那么我“四月的心情”将永远不会好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