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参加一个专业研讨会议，听到了一位业界知名学者的发言。发言的内容暂且不论，仅是发言的表达总给人一种不太连贯的感觉。好在是这位学者还算诚实，在结束的时候特别说明了一下，这个发言的文本是学生帮助准备的，错别字太多，对不起大家了。

其实像这位学者“表达歉意”的事情，即便是在我们档案学界也已经是见怪不怪的常识了。仅以《档案学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为例，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师生“共同创作”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一般表现为多作者、质量一般和文字稚嫩，上述那个学者的发言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作为一名编辑，我倒不是认为多作者的文章就一定质量低下，或者只要是师生“共同创作”的文章就一定文字稚嫩，而是觉得其中反映出的档案学术研究和档案学术论文中的一些问题值得业界同仁思考。

一

我目前没有掌握学术界对档案学研究的系统评价，因此尚不能肯定档案学论文普遍学术水平不高或者在学风和学术伦理方面存在问题，只是就一些“表象” 谈谈观感。

在2010年第一期的《档案学通讯》上，《山西档案》主编赵跃飞发表了题为《学术的路径是存同求异》的卷首语。赵师在文章中指出：“……发现‘基于×××视角下的×××——以×××为例’的稿件很多，翻阅了一下期刊，原来这两年如此‘选题’在大学校园很是盛行，学士、硕士、博士都酷爱上‘基于某视角’了。这样也好，如同1958年出生的叫‘跃进’，1964年生人的叫‘四清’、‘文革’出生的叫‘红卫’、‘永红’一样，再过若干年，只要看一下你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就知道你是哪个时期毕业的学生了。可爱的趋同思维。可怕的趋同思维。”

按照我的理解，赵师是想说档案学术论文具有相当的时代特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学者将档案学往“××记忆”上拽了。然而，如果大家从这些被赵师列举文章题目的语法上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题目的“创新”或者“时代特征”都表现在“状语”方面。如果将这种“研究方法”上升一个高度，不妨统称它们为“状语研究”。如果按照“状语研究”的模式和思路对档案学术论文进行“检索”，一定会发现一个庞大的家族——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它们毫无例外把一些“潮语”放在经典档案学问题的前面进行了“前端控制”，并作为了嫁接后的文章题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