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管理的基本问题概括为“谁来管、管什么、如何管和为什么管”的话，那么“谁来管”——管理的主体问题显然是基础的基础。在管理境界中，治学与谋事的不同也可以看作是“主体的差异”。简单地说，没有主体界定的谋事只能是一种自娱自乐式智力游戏。于是，已经回归为“治学”的档案管理面对“谋事”的种种诱惑，就难免出现忧虑。在我看来，解决这种忧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委托和授予”，即由谋事的主体将自己的部分职能委托治学主体承担，并且同时授予治学主体一定的权限，实现所谓的“产、学、研”相结合，满足治学主体“替天行道”的宿愿。

从档案管理的发展历史中不难发现，出现种种问题或者忧虑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个人的学识和经历，而是由管理现象本身的特质决定的。也就是说，管理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必须通过谋事去延伸，甚至需要通过立业去完善。没有了谋事和立业，管理就失去了提升自我的境界，治学只能面临无疾而终的困境。但是，如果通过“委托和授予”打通主体壁垒，也存在许多社会环境因素。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统一主体，让上帝的问题归上帝，恺撒的问题归恺撒。

如果档案管理的“治学”仅仅是一些方法、手段的问题，其实可以看作“谋事”的派生领域，是在特定情景中一种问题研究。对于这些所谓的“治学”或者“研究”，谋事主体是完全有资格和能力完成的。更重要的是，对于特定的管理情景而言，其方法和手段必然受到管理情景的制约，即有什么样的情景和任务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通行的所谓“方法论”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如果失去了档案管理的情景和任务，单纯地研究所谓的方法、手段基本上是徒劳的。只有确定了“谁来管”，才能确定“管什么和如何管”；为了“如何管”，才能“有的放矢”地研究“方法和手段”。因此，档案管理的主体本身就应该处于治学和谋事境界之中。

至于档案管理如何成就一番事业，则要看不同人等对“事业”的解读。但至少它可以理解为“以事为业”，这样一来，我们大家就都是“事业有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