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作为阶段性文件，无疑是一种管理现象。既然是管理现象，就可以采用“管理的境界”加以测定。在我国，对档案现象的进行系统地研究大约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在国民政府推动的“行政效率运动”中，出现了以“档案管理法”命名的档案管理研究成果。当然，那个时候的所谓“法”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律，更不是“以法制档”的开端，而是讲的一些档案管理的方法，是作为推动政府行政效率的一种方法。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应该将“档案管理法”归入谋事的范畴。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档案管理方法的操作主体应该是各级政府中的工作人员，这些方法的直接目的就是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说，我国系统研究档案管理现象的初衷，是为了谋求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当初提出的“文书档案连锁法”就是要将两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将几个工作环节合并为一个工作环节。不论当时的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如何，这些“管理法”的客观效果都在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当然也暗合了“谋事”的基本原则，即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程序化……。尽管这些研究的“理论水平”的今天看来可能还比较初级，但是，如果从“管理的境界”方面去考虑，应该说这些研究无论是“主体的确立”还是“客体的规划”都是比较“到位”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我国诞生了以“专门研究档案管理现象”为生的群体，早年间的“档案管理法”也升级成了“档案管理学”，使档案管理“回归”到治学的范畴。由于有了专司其职的人员，几十年来针对档案管理的治学领域有了最大限度的扩张：从单一的管理程序发展为对各个程序的深度发掘，从单一的载体发展为多载体的广泛研究，从单一的国度发展为世界范围的联合，从单一的领域发展为“左邻右舍”的通吃。如果用“成绩巨大，前途光明”来形容这种研究的状况，应该说并不怎么过分。

然而，在繁华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深深的忧虑”。如果将这些忧虑归结到一点，则可以概括为这些“治学主体”并不满足于“治学”，而是希望对“谋事”进行干预。作为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这种忧虑的合理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治学”领域，就事论事、纸上谈兵都不可能让任何的“研究者”满足；另一方面管理又是一种有特定主体的行为，简单地说，没有主体资质的“谋事”都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因此，当愿望与现实出现距离的时候，忧虑就成为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